上周二上午，看完病房内几位患者后，去到CT室，那里正在为一位来自海外的肺癌患者进行冷冻消融治疗。患者的肺癌位于左上肺，3厘米左右。从CT上，清楚地看到两根冷冻探针插在肿瘤内，冷冻形成的消融区比肿瘤本身要大1厘米左右。
牛立志院长指着CT上的图像告诉我，冷冻“靶向”得很好，已经完成冷冻-复温3个循环，正准备拔针了。他又指着左肺尖部隐约可见的一个弧形无肺纹区，说：“龙新安医生做的很好，很精准，你看，只有这一点点气胸。”做肺冷冻，气胸是最常见并发症，所以牛博士特地强调这点。
龙医生从CT室出来了，解开口罩，也来到CT屏幕前。我说：“龙医生，你做的很好呀！”他笑了笑，用纱布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说：“牛院长指挥好。” 我问：“你一共做了多少例？” 他静静地回忆了一下，说：“1000例吧。”
“龙医生已经做肺癌冷冻有4-5年了，至少1000例。他很有经验，是专家了。”牛院长说，面上洋溢着赞赏和满足。
做经皮消融，病人安全最重要。我问：“出过事吗？”我指的是并发症。龙医生说：“说实话，小事肯定有，但大事还没有发生过，也许我运气好吧。”
俗话说，治病救人。治疗癌症，既要治肿瘤（病），更要救带着肿瘤的人。癌症是系统性疾病，病人的安全永远是首要的。经皮消融，1000余例的治疗经历，没有出“大事”，绝对是优秀，甚至是 “奇迹”。
记得2001年，我去美国考察“氩氦刀”。在位于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的斯坦福大学附属医院，一位肝胆科教授在医院咖啡厅接待了我。据说他是氩氦冷冻系统的发明者之一。
教授个头很大，穿着裁剪得体得西装，配着鲜红领带，很有气质，刚坐下，就拿出电脑，向我展示他们采用这种系统治疗的30例肝癌。“都是不能手术切除的肝癌，看，冷冻治疗得多漂亮。”语气中透着自豪。
我说：中国肝癌很多。
他喝着咖啡，没有直接接上我的话，笑了笑，说：“在超声或CT下冷冻治疗这种类型的肝癌，技术要求很高，很容易出并发症，一般的国家很少有人能做到。”
我暗示着，希望得到他的Email地址，以便将来交流。坐在一旁的助手婉转地说：“发表10篇以上冷冻论文的人都可以与我们的教授进行学术交流。”
研究肝癌几十年，写过上百篇论文的我，一下子感到有股特殊的气涌上心头。我深吸了几口气，极力憋住了那股气。
如今，我们的龙医生，一位年资十几年的主治医生，已经有1000 多例冷冻消融肺肿瘤的经历，再回想20多年前在美国与那位教授的“交流”，我不禁想起一位名人讲的话：面对傲慢，宁愿选择骄傲，也不选择自卑。
我讲了美国那位教授当年的傲慢，牛院长笑着说：“院长，你应该骄傲了。现在，我院已经有好多位像龙医生这样的冷冻治疗人了。”他介绍了哪一位医生专长肝脏冷冻、哪位在头颈部冷冻方面很有造诣……他说：“像我们的梁院长（梁冰），已经是技术熟练、非常全面的肿瘤消融治疗专家了。”
我很欣慰。一个有成就的医院，一定有很有成就的团队。恪守团队观，是一种情怀，也是一种格局。我想起今年6月初在印尼棉兰举行的亚洲冷冻治疗大会上，牛立志和梁冰分别作专题报告时，我曾情不自禁想起李白的《行路难》——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2024年8月10日星期六，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