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20日，星期五，我刚从国外回到家。晚8时，时任我院医务主任的郭德鸿医生来电话，说已为我安排了明天的PET-CT体检。时近春节，医院内大堆事要处理，“无时间”，更重要的是我自我感觉一直很好，无“病”无痛，自认为“不会有问题”，便对郭主任说“以后再说吧”。“已为你约了三次了，这次一定要坚查。”郭主任语气中带着“命令”。“那我就查心脏吧。”我接受了，因为我已年过花甲，老年人的心脏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第二天8时，我准时到了PET中心。尹主任将我安排上午查腹部下午查胸部。尹主任是广州有名的影像专家，自然要服从他的安排。接下来，给我测血糖-过敏试验-进入休息室-静脉注射放射性核素（一种半衰期仅有2小时的18F-FDG）、平卧1小时-仪器扫描20分钟。一切都是那么顺利。我来到贵宾休息室，坐在松软的沙发里，一面看报纸新闻，一享用中心提供的牛奶，以解空腹之饥。
一刻钟后，尹主任来了，问我过去有未发现肝脏有什么问题。我脱口而出：“没有什么大问题呀！除了脂肪肝。”尹主任问：“有无占位性病变？”啊！我突然想起来了，“血管瘤”，我说，“那是多年前就发现，多次超声、CT和MRI证实的呀！”我脑中一下子“糊”了，我定了定神，马上起身走到对面的PET中心控制室。电脑屏幕上正显示我的肝脏，在左叶内侧清清楚楚有一几近圆形的红色区，大约钱币那么大。我突然明白了：我误诊了我的癌症至少8年了。尹主任看着我，说：“徐院长，PET-CT也有假阳性的。”我知道，这是安慰我的。
象一瓶醋打翻了，我脑中一片糊涂。
我懊恼：我的病早就应该诊断出来，是我自己误诊了自己；
我惭愧：作为一名肝病研究者，竟然误诊了属于自己研究范围的疾病；
我庆幸：所好这次作了PET-CT，病变尚在早期，看来治疗会有良好效果。
1998年，在深圳，一次常规体检，在超声上发现我的肝左叶有一小低回声区，再做CT检查，发现该病变内血流“快进快出”，即造影剂注射后快速进入病变内有快速流出，这是肝血管瘤的特征，如果“快进慢出”，就是肝癌。我又做了磁共振MR检查，结果也提示血管瘤。我将CT和MR片子送到广州的专家会诊。我相信自己是患了肝“血管瘤”，而这种瘤子是无需治疗的。此后，我每年接受至少一次超声、CT和MR检查。由于结果都认为是“血管瘤”，久之，我就笃信我的肝脏“正常”，以致我们医务部主任“命令”我检查PET-CT，我竟然不情愿了。
现在看到PET-CT上红色区，我笃信是肝癌。第二天，我接受了经皮肝动脉造影，结果没有血管瘤的征象，进一步证明肝癌确定无疑。我无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史，而这块病变竟然长了8年之久没有大的发展，凭着我的肝脏病知识，我估计这个肝癌是一种特殊类型，很可能是胆管细胞型。我的同事要我去上海北京或国外进一步检查，我拒绝了。时间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要求马上给我手术。
在PET-CT检查后的第五天，我躺在了手术台上。有着数千例肝手术经验的胡以则教授，仅用40分钟，没有输一滴血，就干净利落地将我的肝左叶一举拿下。一小时后，已进入ICU的我醒来，要来了切下的肝脏,看看手掌大的深红色肝组织以及埋在肝内的黄白色硬硬的瘤块，……胡教授告诉我，肿瘤边缘清晰，仅一个，没有“子灶”，瘤块距离血管尚远，冰冻病理切片证明了我的预测：边缘性胆管细胞癌。
多年来，我一直在反省：我为什么误诊了自己的癌症？能不能早期发现我的癌症？我又为什么得了这种不为多见的癌症。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