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有价值死有尊严
医生的责任不仅要救“生”，还要为病人“规划”死亡。人命中注定要衰亡，因为他是人。我们可以延长病人的生命，可是我们永远不能让生命与死亡脱去关系。因为死亡横在路上，活着才显得弥足珍贵。我们要千方百计延长病人的生命，更要让他活得舒服，活得有价值，活得有尊严，要让尊严这一生命的火焰，照亮病人整个人生旅程。
2003年春节，正月初三，一辆奔驰车开进了我院。车上下来一群人，正在专家室为病人看病的牛立志博士，看到其中有几天前在我院去世的曾老太太的女婿，他一惊：难道家属来“闹事”？来不及多想，一群人已来到他面前，曾老太太的女婿郑重地向牛博士献上一面锦旗，上写着“忠诚敬业，做人为本，术能品德，模范标准”，他说“谢谢你，谢谢你们，是你们让我们的母亲多活了一年半，她痛痛快快地走完了一生，让我们诚心诚意地尽了孝心。”牛博士的眼湿润了：病人死了家属还送锦旗，闻所未闻!
2001年6、7月份的一天，那时我院刚成立不久，一对男女从深圳来找我。他们是我在深圳的上海老乡介绍来的。来者是夫妻，他们告诉我，他们的母亲曾老太太，上海人，71岁，得了肺癌伴脑和骨转移。我看了CT片，满肺都是癌肿，如同满天星，MRI片显示脑内也是数不清的转移灶。做过化疗和放疗，均无效。脑转移使她头痛不己，骨转移使她不能行走，度日如年。看了好多医生，均说她只能活几个月了。她的女儿对我说，她的母亲早年守寡，辛辛苦苦把她和妹妹抚养成人，现在她和丈夫在深圳开工厂，一个妹妹在新加坡工作，日子愈来愈好，还没有来得及孝顺她老人家，她就要离开了……这对小夫妻千求万求，要我们哪怕将她母亲的生命延长半年也好，因为他们还想让母亲看到将出生的孙子。
我们为曾老太太作了中西医综合治疗。老人的症状从减轻到消失，癌魔似乎一下退居三舍了。老太太和她孝顺的儿女完全知道她的病情，因此也就特别珍惜这拾来的时光。老太太回了一次上海老家，探望了亲朋好友，去了新加坡的女儿家，周游了东南亚，访遍了深圳的朋友，打麻将，话家常，吃遍了不同风格的中国餐饮……直到今年春节前几天，突然呼吸困难，脑内肿瘤破裂……。
死亡，对每个人都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安静而尊严死亡，对病者和亲属其实是幸福的另一形式。
2008年，9月的一天上午，深圳胡晓梅，就是前述的深圳电台著名主持人、一位肝癌患者的女儿，搀扶着她的一位同事来到我院，同来的还有深圳电视台一位摄像师。晓梅的同事名叫简洁，深圳电视台外文编辑，面容苍白，缺乏血色，不断显示出痛苦神情。晓梅扶着她刚坐定，她就一下子从椅子上滑下，爬到地上，说“这样痛减轻些”。凭我的经验，我马上意识到这是由于肿瘤转移到后腹腔，压迫神经根所致。我叫来护士，将她扶到沙发上，为她做了简单检查，发现她的腹部皮下高低不平，一个个瘤子从皮下突起。她是肝癌，已患二年了，现在是到处转移。简洁对我说：“徐医生，我是活在地狱里呀。”她紧紧地紧紧地拉住我的手，眼睛里充满期望。
我眼前一下子出现40年前我的母亲拉住我，对我说“儿呀，让我走吧！”那时她的肝癌同样让她痛不欲生。那时，我对母亲的病痛无能为力，直到现在每想到此就心痛。我能为现在我面前的这位可怜的患者做什么呢？她已经在服用吗啡，这是“三阶梯止痛法”中最高级别的治疗了。我想起，在某些病例，复合疫苗既有抗癌又有有止痛作用；动物实验也证明这种疫苗能提高“痛阈”。我想给简洁试用，对她说：“你已很清楚自己的疾病了。我们一起来努力吧。今天我给你打一针，看反应如何，但我不能向你收费，你也不要住院，先回家，观察一个星期。”
我让护士在简洁的左上臂和肝区皮下隆起的肿瘤皮下，各注射0.5毫升的复合疫苗，让她回家后观察注射局部的反应，如果有红肿，最好有发热，则说明她仍有免疫反应，效果也许会较好。
三天后，晓梅来电话，说简洁原来最痛的右大腿疼痛减轻了。 八天后，我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接到简洁的电话，问我何时回国，她一定要来我院住院。听到这个消息，那天夜里我好好的睡了一觉，因为一周多来，我的脑里一直浮现简洁紧紧拉住我的情景。
简洁住院后，我加大了疫苗的用量。几天后，简洁的疼痛减轻了80%，作为一位媒体人，她本能地关心起我院的宣传。她从住院的八楼走到我在九楼的办公室，说她已让摄影师拍摄了来我院治疗的全过程，将来要写一电视剧，拟取名“生命的呼唤”。
十天后国庆节，我回到上海家中休假。突然接到副院长穆锋博士电话，说简洁的疼痛又发了，很剧烈，问我怎么办？原来病房医生发现简洁疼痛减轻了，就将药物用量减少了。我让穆锋将复合疫苗的用量增加，重点注射在肿瘤附近皮下，目的是让疫苗激发的免疫机制更直接发挥作用。
三天后，我电话打到简洁病房，无人接听，我再打到护士办公室，护士说简洁和病友一起去大楼天台花园里“吹牛”去了。
休假回院后，简洁已经出院回家。在一个星期日，我带领两位副院长和生物治疗室主任，驱车去到深圳位于福田区的家。在一个小区公寓楼，我们乘电梯到28层，简洁已开门等候。她的姐姐也在，忙个不停地为我们端茶，简洁则把一个个苹果硬塞到我们手里。我问简洁还痛吗？简洁笑着说：“我现在可以与你一起走两公里。”简洁的姐姐指着大厅正面的窗户告诉我们：“简洁多次想从这个窗户跳下去。”
2009年4月份，我在国外开会，接到晓梅的信息，写道：“徐教授，简洁走了，走得很安详，是死于肝硬化上消化道出血，不是癌症本身。她丈夫要我谢谢你，是你，让他的简洁，死前尊严地活着，死时尊严地离开。”
作为医生，从事医疗时间愈长，遇到的类似动人心弦的事件也愈多。如果是熟人、朋友或他们亲人的离开，我们受到的震动则更强烈。
2010年2月，我的朋友失去了他相濡以沫50年的老伴。他给我发来邮件，说：“老伴走了。很幸运，她那么广泛的转移，至死没有疼痛。”我要去吊唁，他不同意，“你已经给她很大帮助了，她是很安详很尊严地走的。虽然我很悲痛，但我非常谢谢你。”
我能体会他的心情。他和他夫人是一对非常值得尊敬的科学家，都已快80岁了。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一所大学教授，她夫人也是教授。一年多前，他们的一位副校长曾要我帮助“动员”他搬家，搬到一所“院士级”的住房里，他不同意，执意住在一不到一百平米的普通住房里，原因是“这里老伴喜欢”，他也照顾她方便，因为尽管学校可以派人照顾，他们的女儿也是一家上市公司CEO，但他仍然坚持天天为老伴烧饭做菜。
我回忆起2008年4月份的一天上午，院士来到我办公室，带来他老伴的CT片。老伴患子宫癌，手术切除后半年即复发，去上海某医院化疗，共6次，前后5个月，但转移灶“此消彼长”，肝、肺、腹腔和颈部、腋下，相继出现转移瘤。我让她来我院住院，当时她因癌转移肠梗阻刚接受腹腔手术不久，化疗引起的血细胞减少尚未纠正，因此很衰弱，吃不下饭，频频呕吐。我们先给她作全身支持治疗，再用经皮冷冻把肝和肺内较大的转移瘤“减瘤”，然后给她作联合免疫治疗。
出院回深圳家后，我们两家曾一起到饭店吃过饭。他的老伴来了，很有精神，看着她与我老伴一起，操作上海家乡话谈家常，我在心中默默祈祷，希望我这位院士朋友夫妻再相濡以沫若干年。此后，我曾到他家看望过一次，又委托我的在深圳工作学生每隔1-2周去看望一次。我学生说，师母很好，每次都与她谈东话西至少一小时。但不期病情突然加剧。真是癌瘤无情，医者难为也，我很内疚和痛心。
有时，医生象牧师，不仅要为人的“生”，也要为人的“死”，进行祈求、安抚……
2010年4月27日，我在印尼寻访曾在我院住院的病人。去印尼前，我就决定，不管多忙，一定要去看看Peggy的丈夫和她的家。就在一周前，Peggy去世了。
3年多前，Peggy的肺癌发展到“晚期”，她的侄女是雅加达一家有名的医院的总管，找了好多专家为她会诊，无奈之下，最后决定来我院。2年前我在印尼时，曾应邀去到她的在离雅加达50公里的家。那天她的丈夫在他们自家开的酒店，为她举行了一个Party，既庆祝她的生日，也庆祝她在我院治疗2周年。后来我每次去印尼，她和她的丈夫总来看望我。一个月前，她来我院住院，我到病房去看她。当时病情很严重，两肺有湿罗音，PET-CT上显示肿瘤复发伴严重感染，背部有一大块肿瘤，那是转移瘤。我们想尽办法，但收效甚微，我对她的丈夫表示歉意，她的丈夫说：“院长，你千万不要这样讲，3年多来，你们尽力了……。” 20多天前她出院回到印尼。
2010年4月30日下午，我和我的同事刘正平医生来到Peggy的家。在她的家门口，Peggy丈夫一把抱住我，连声说：“Thank you very much！Very very Thank you！” 我带来一个磁钟，两边有一对天鹤。夫妇信奉基督教，我的意思是天鹤送她上天。我双手捧着磁钟，放在Peggy遗像前。我看着他们的家，宽大的客厅里摆满了家具、照片和古董，旁边小厅里摆放一部50年龄的古董“奔驰”车。Peggy丈夫叫来了儿子，说：“这屋里的东西都是属于我太太的，我只有太太和儿子，其他一无所有。我正在整理这些物件。我要做两件事，一是把值钱的东西捐出去，捐给穷人；另一件事就是我要带我的儿子女儿，去到你们复大医院，向所有的医生护士表示我全家的感谢，感谢三年多来你们全院给我太太的爱。”
我上前拥抱了Peggy丈夫，他的儿子上前拥抱住了我，刘正平医生又上来抱住了我们，我的眼睛被泪水遮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