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分贵贱一视同仁
贫穷不是罪过。贫穷的癌症病人由于得不到最好的医疗照顾，往往格外悲惨。但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医生的服务应该没有贵贱之分。我们面对贫穷的病人，由于他们付不起医药费，常常勉为其难，但我们总要尽可能为他们做的最好。至少，让他们心里得到慰藉。
这是我们复大医院成立前的事了。1998年7月21日，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病学会主任委员危北海教授组织专家，前往广东廉江市人民医院义诊。上午。病人挤满了门诊大厅。一个瘦瘦的中年人挤到诊台前面，递给我一扎CT片。打开一看：肝内两块占位性病变!他淡淡地冲着我说：“肝癌晚期，已作4次介入治疗，复发了，我在等死。你有什么好方法？”态度显得无奈和不信任。我想了想，说：“可以采用射频将肿瘤烧掉。”他问：要钱吗？我点了一下头。他拿起CT，一声不哼地走了。
整个上午，我脑中始终晃动着这个病人的身影。午餐时，我问当地的医生：谁认识这位病人？医院驾驶员说：这是附近农垦农场的一位中学教师，姓莫，生病半年，老师和学生都捐了款，借了钱。现在他负债累累，人人怕见到他，因为怕他再借钱。这一席话，说得大家一下子沉默了，我心中感到苦辣辣的。我想帮助他，答应减免费用。驾驶员一听，顾不上吃饭，马上去通知这位莫老师。下午过去了，莫老师没来。
晚上，我的心一直悬在莫老师身上。我要驾驶员再去找，驾驶员不象中午那么积极了，说：“你只同意减免，可是即使减免他也付不起呀？”我明白了，决定全部资助他治疗。我请《廉江报》记者小房帮助，小房找到市委宣传部长，部长找到教育局长，局长找到农场书记，书记命令教育科长，第二天上午，科长带来莫老师。廉江市人民医院免费为他作了CT和B超检查，危北海教授组织大家为他会诊。莫老师开始相信了我们的真诚。
一周后，他来到我在深圳服务的医院住院。我和肝病专家袁爱力教授一起，为他作了经皮穿刺射频治疗。2002年，莫老师的肝内又长了三块肿瘤，我让他来到广州，为他作了经皮注射治疗和氩氦刀冷冻治疗。2001年9月13 日教师节刚过，《南方日报》报道了莫田汉重又执上教鞭的消息，香港“翡翠”电视台专题播放了“大陆教师重获生命”的故事。
莫老师成了我的好朋友。我的“退役”下来的衣服，他无顾忌地拿去穿了，他的儿子大学毕业，他要我帮助“找关系”找工作。2003 年春节前，他来复查，带来了他在学校讲课、骑自行车的照片。多么令人欣慰呀！如果从1998年给他治疗算起，他生存快5年了，如从他患病之日算起，快7年了。十几年前，人称肝癌为“癌王”。看到身患晚期肝癌的莫老师重上教坛，那年的春节我过得特有成就感。
2002年上半年，深圳女主人义救保姆的事迹几乎轰动全国，包括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在内的数十家媒体争相作了报道。这事就发生在我们医院。
2002年3月 初，我的老病人、深圳一家公司的女老板曹女士找到我，说2年前雇一名来自江苏南通的保姆翟姐。一年多前，翟姐因家中原因辞工回家。不幸的事发生了，她患了肺癌，去上海一家大医院作了肺切除术。出院回家后不久，癌肿复发，终日咳嗽不停，右胸疼痛难忍，彻夜难眠，当地医院检查发现右胸腔内大量积液。真是屋漏偏遇连夜雨，翟姐丈夫又下岗了。病魔和穷魔压得翟姐情绪低落，悲观失望，只想一死了之。曹女士希望接她到我院治疗，并愿意承担医药费。
2002年3月7日，我们从广州白云机场将翟姐接进了我们医院。当时，她的呼吸每分钟40余次，心率每分钟130次以上。X线片显示右胸腔有大量胸水，心脏被压得向左偏移至腋窝。胸腔穿刺抽出二千多毫升血性液体。在抽尽胸水后，再作X线摄片，发现右肺部有鸡蛋大小肿块，胸膜上高低不平，如同院子里铺路石，显示肺癌复发，伴胸膜转移。
对翟姐来说，我们和曹女士一样，都是无血缘关系的人。曹女士的博爱之心，让医务人员感动，有的捐助钱，有的负责她的饮食，翟姐成了大家的姐妹。但治疗是相当困难的。不可能再手术；也不可能用全身化疗，因为她绝对耐不了化疗的反应。只能根据她的情况，一步步，综合地，给予各种必要的治疗。
在一个月二十一天里，翟姐，这位诚实、善良的中年妇女，接受了各种治疗措施。翟姐从病魔那里回来了：她的胸痛消失，咳嗽减轻，复发的癌瘤多半清除。4月28日，被人抬进医院的翟姐康复出院。出院时，《人民日报》以长篇通迅“千里救保姆”为题，报道了这个感人至深的真情故事。
一年后，翟姐来医院复查，她变年轻了，说回家以后，没有用过一粒药，打过一次针。看到她到我院一个科室一个科室访问，欢笑交谈时，我深深体会到“四两拨千斤”的含义：给翟姐少量的资助，就挽救了她一条生命。
2003年3月21日，广州的天气反常的湿冷。我和我院超声科何卫兵医生乘上了西去火车。一夜的旅行，天亮时到达广西贵港市，乘上“夏利”的士，直奔三十公里外的朱家镇。我们是去探望一位年轻的胃癌患者小王。
2000年初，年仅25岁的小王，自感胃部隐隐作痛，不想吃饭，体重一下子掉了10多斤。去当地医院检查，吓了一跳：胃癌，己有肝转移。医生说：即使治疗也仅能活半年时间。小王的姐姐，当地一名中学教师，是惟一能挑起全家大樑的人，不忍心看着这么年轻的弟弟这么快离开人世。2002年2月的《羊城晚报》上一条新闻吸引了她的注意：“广州一家医院应用氩氦刀冻死癌细胞，治疗了28例肝癌…”，她马上带着弟弟赶到我院。
检查发现，小王肝内有三个肿块，最大一个有六、七厘米大小，而且靠近肝门部，无法切除。我们为他作了胃大部切除。对每个肿块，分别给予冷冻，对胃和肝门部转移淋巴结，埋置了放射粒子，注射了缓释型化疗药。
术后小王身体恢复很快，出院后在家从事养鸡活儿。2002年底，他来广州复查，发现肝内仅有小小的一块肿块，活检证明是疤痕性组织。
小王家是一两居室的砖瓦房，屋内家俱简陋，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房后有一养鸡场，养了几十只鸡。小王姐姐住在附近，知道我们来了，马上赶来。我们得知，小王每天早晨坚持跑步2公里，然后照顾鸡，下午有时到朋友家打打牌。我给小王作了体格检查，发现没有肿瘤复发的迹象。象他这样的胃癌患者能生存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事了。我们嘱咐他注意定期复查，给他留下 500元，让他增加一些营养。小王爸爸一定要杀鸡招待，我们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小王送我们到贵港市，一路上与我们谈家常。看到他情绪很好，我们好高兴，庆信这趟广西之行没有白来。
其实，治疗癌症的效果与贫穷富贵并无必然联系。这位小王患者属于穷人，治疗没有花很多钱，但活下来了，虽然不能说“治愈”，但一位胃癌肝转移患者，能存活几年，而且还可以活下去，应该说是“成功”。富人有钱，不一定“买”到命。
我曾到境外某“贵族”医院为一富豪会诊。患者80多岁，患某种癌骨转移。一进病房，大吃一惊，想不到他已被气管切开，气管插管，上了呼吸机，全身出血，血小板只有2万。患者意识朦胧，与我讲了半句话就昏过去了。我以为他有肺转移，但看了CT片，肺无转移，只有一些炎症；再看骨转移，有几处骨破坏，但均不足以引起目前的“肺衰竭”。我问用了什么治疗？发现他接受了当今世界上“最新”当然也是最昂贵的药。我马上明白了，患者目前状态不是源于癌症本身，而是由于那几种“新”药引起的“非感染性肺炎”，这是一种严重副作用，很难恢复。当晚，会诊结束后，我回到酒店，思绪万千，不能入睡，起身写了一篇短文：“可怜的有钱人”。
我们做医生的，最高兴的莫过于看到病人康复，尤其是“出乎意料”的康复，这与病人有无钱没有关系。。
2010年3月31日，就是几天前，我到病房，看到一个患者正在与医生兴奋地交谈，仔细一看，原来是阿里！啊！阿里，还活着？！阿里看到我，马上迎上来，身子挺直，做个“鬼脸”，他的太太密斯阿里说：“他愈来愈好了。”第二天晚上，我请来我院采访的印尼电视台记者吃饭，同时请来阿里夫妇，看到他吃得很香，吃得比我多得多，我油然产生一种成就感。
阿里是印尼华人，原是雅加达一家国际保险公司的部门经理。2005年，突然鼻子出血，头痛，到雅加达最大的中央医院检查，发现是鼻咽癌，范围很大，侵犯到颅骨，医生说无法治疗，寿命可能只有几个月了。说来也巧，几乎同时，他的一个朋友也生了癌，不是鼻咽癌，在鼻旁的上颌窦癌，医生也讲“办法不多”。两人商量到国外去看病。他的朋友是老板，坚持到新加坡，而他坚持到中国，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他是“打工仔”，经济不宽裕。这年5月，阿里在他太太陪同下来到我院。他们第一次来中国，又不会讲中文，很不习惯，我们反复动员他，让他接受了几种治疗。二个月后出院时，鼻咽部病变基本消失。
2006年我去雅加达，他到机场接我，我问他他的那位朋友怎样了？他说已经去世了。阿里说时表情很悲伤，告诉我，他的朋友去新加坡接受了一个大手术，把左眼、左面部骨头包括牙齿全部切除了，又接受了化疗和放疗……。我在雅加达待了一周，阿里天天陪我，为我做翻译。我去到阿里家，那是一套面积不大的独立平房，客厅里陈列了许多玩具娃娃，那是阿里的嗜好，是他出差到世界各地时买来的。他们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均在上中学。密斯阿里告诉我，他的儿子本来可以上印尼最好的大学，但小孩很懂事，为了节省钱给爸爸治病，主动要求报考学费较便宜的大学。
印尼最有名的健康杂志发表了“阿里访问记”。阿里成了名人，每天接到许多电话，向他咨询看病事。他和他太太决心“回报社会”，对来访者有问必答，人们称他“Dr Ali”。
2007年底，密斯阿里来电话，说阿里的病复发了，出现脑转移。我让他们来我院，给他做了全脑放疗。2008年春，阿里再来我院，检查发现脑转移消失，但颈部出现淋巴结多发转移。我给他做了复合免疫治疗。当时，我预计阿里来日不多了。密斯阿里告诉我，他们已很感恩了，一个孩子已开始工作，另一孩子大学也快毕业了。出院时，她拥抱了我，说：“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来医院了。”说着眼泪簌簌流下来。我对她说：“医院是你们的家。如果阿里走了，你就到我院来工作吧。”
近两年，我让我院驻雅加达的医生坚持继续为阿里作免疫治疗。阿里非常认真，每周坚持注射针剂。
我无论如何想不到，阿里能活过5年。他前几年已提前退休，仅拿很少的救济金，密斯阿里早在阿里生病后就辞去工作专职照顾阿里。我们在为阿里治疗时，时时事事都要考虑他的经济负担。所幸的是，“便宜”的治疗产生了难以想象的效果。那天晚上，我请他们吃饭时，在饭桌上，密斯阿里突然眼睛红了，说：“徐院长，我永远记住你两年前对我讲的那句话：~到我院工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