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愿受“委屈”
西方哲学家塞缪尔.斯迈尔斯说： “爱你同类的人，包含了足以使世界焕然一新的福音。”爱，有许多种，血缘之爱是上天赋予的。陌生人的爱，是一种博爱，体现了人对同类的关心、亲密和温暖，这是一种比血缘感情更深刻的爱。爱心化为生命源泉，它会给人以力量，甚至生命。医生，是传播爱的使者。既然有爱，就有“屈”。
我从医46年，目睹许多病人因为病情太重或迄今尚无治疗手段，不幸去世。作为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的死亡，似乎必须要有点“铁石心肠”。但奇怪的是，我近年来，心态有了很大改变，常常为癌症病人的不治而十分痛苦。有时凌晨三、四点醒来，就考虑医院里病人的事，如果有病人处于病危状态，这一夜就再也睡不着了。我的太太说：看来你不能当医生了。
2003年我就遇到一件让我一生难忘的事——
香港老板王先生，76岁。1994年，当他事业如月升天的时候，生了肝癌，香港玛丽医院为他进行了手术切除。9年后，肝癌复发了。癌肿有二个，一个在右肝顶部，靠近横膈，另一犹如茄子一样悬于肝下方，周围是肾、结肠和十二指肠。老先生同时患有糖尿病，虽然在服降糖药，但血糖却一直控制不理想；又有前列腺肥大，每小时一次小便；血压又高。贤惠的太太走遍了香港的医院，远在美国的儿子在美国到处咨询，几乎一致的意见是：手术切除虽然可行，但风险太大。
2003年 2月13 日的香港《东方日报》刊登了我院救治恶性畸胎瘤患儿铭仔的消息，让王先生看到了生存的希望。2003年3月初，他来到我院，要求为他进行氩氦刀冷冻治疗。
王先生的儿女两个在香港，两个在美国，十分孝顺，为父亲的病，操透了心，深怕因医疗不当而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坚决要他回香港治疗：“即使治不好，也心甘情愿，因为香港的医疗条件是世界是最好的。”
王先生说：“我就要在广州治疗，我相信这里，死也要死在这里。”
王先生的儿女找我们了。亲自找，打电话，发传真，发“email”，讲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同：“这样的高龄、重病在身的患者，香港的医生不敢治疗，你们敢承担责任！”最后下了用英文写的“通帖”：“你们必须放弃对我们父亲的治疗，我们已决定马上让他回香港……”。
王先生年轻的太太，终日陪伴在身边，没有明确表态，私下对我们说她“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王先生发脾气：“我治病由我决定，谁也不能代替我。”他用上海话对我说：“我是上海人，侬是江苏人，阿拉是同乡，我相信侬格位老乡。”
那是一天晚上9点多钟，我坐在办公室里，脑中一堆乱麻，形成不了头绪。我找来王先生的主治医生、我院副院长牛立志博士，他刚在病房看过王先生。他一进办公室，没等他讲话，我就谈了我的意见：一，动员王先生出院；二，建议他转院，找外科医生开刀吧。牛博士没有当场反对，但他的目光流露出他不一定同意。
当夜我失眠了。我一直在想：也许我年龄大了，思想保守；也许我考虑医院和自己太多了，明哲保身……。
第二天早晨刚上班，牛博士来到我办公室，坦白地说：“院长，我不同意你的想法。”接着谈了三点不同意我看法的理由：第一，王先生不可能耐受手术，如果能手术，香港医生早为他开了。他有高血压、糖尿病、前列腺肥大，手术后的“关”过不了；第二，王先生的肝癌，虽然是复发，但只有两个，边缘较清楚，局部治疗不困难；第三，除了肝内肿瘤，其他器官都无转移，如果能控制肝内病变，他再活10年没有问题。
我内心同意牛博士的看法。我问他如何说服王先生的儿女？牛博士说：用真诚，用行动。他眼中噙着泪花。我稳了稳自己的思考，说：“牛博，快去制定方案吧。按你的意见办，有事我负责。”
牛博士组织医生仔细研究了老先生的病情，制定了三步治疗方案。王先生对我们的方案，极力支持。他的子女把这计划发到美国，他们有朋友是医生，那边回答“这一计划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子女勉强同意，但需等王先生在美国的大儿子回来。
一周后治疗开始，第一步治疗肝内复发灶。在超声引导下经皮插入冷冻探针，作2个轮回冷冻-复温。治疗过程中，没有全身麻醉，王先生不断与手术操作的医生谈自己的感觉。
那天，王先生一家5-6口全部被破例允许进入CT室外间，隔着玻璃窗，清清楚楚观看了全部治疗过程。那场面，心理脆弱的人肯定难以承受!对于王先生的亲人来说，每一个治疗操作都带来切肤之痛，而带给我们这些医务人员的，则是责任、风险和成功的期望。最后，无论是谁，都松松的喘了一口气：治疗成功了。整个治疗过程中心电监护显示：心率70次左右，血压140/90上下。
当晚10时，我来到病房，只见紧张了一天的牛博士仍坐在专家室办公桌旁，面前放着王老先生的病历，旁边放着吃了一半的盒饭，也许他是在思考下一步病人的治疗，也许是在回顾下午的治疗过程。我没有打扰他。
几天后，第二步重点治疗肝下的肿瘤。操作在CT引导下进行。与第一次不同，上次的穿刺针很细，而这次穿入的冷冻探针有5毫米粗，只要稍一疏忽，或稍微偏离方向，就会误穿肠道；而且冷冻范围要不大不小，太小不能达到治疗目的，太大会发生“冰球”裂开，导致大出血的严重并发症。牛博士先用刀尖刺破一点皮肤，按照预先测量好的穿刺角度，屏住气，将冷冻探针慢慢地、慢慢地插入肝下部肿瘤，CT上清楚显示探针头部正巧位于瘤块中心。接着冷冻-复温，重复两个轮回。
一个月后，王先生从香港传来CT复查报告：肝内上部的肿瘤无存活征象，肝下部肿瘤缩小2厘米。肝功能化验：比以前明显改善。
接着，王先生来我院顺利接受了第三次治疗。他、他的太太、儿女和我们医务人员终于达成了完全的共识。
两个月后的一天早晨，我在深圳家中休息。王老先生打电话来，要我到深圳一家酒店相见，说他的儿子专门从美国来深圳看我。一见面，一位壮实的中年男子一下子抱住我，满脸都是泪，不停的说“Sorry，Thank you”，又用中文说：“院长，我们小辈委屈你了。”原来他是王老先生最小的儿子，王老先生治疗时他没有回来，而治疗前，正是他从美国发来好多Email，要求“停止治疗”。作为人父，我当然理解做小辈的想法和心情，我看到的只是一片小辈的孝心。怎能责怪他呢？
2003年5月3日，香港《东方日报》刊登题为“漂白水大王”文章，表扬王老先生夫妇在抗击沙士中捐献大量漂白水给香港社区。2004年5月，王老先生夫妇在香港他的公司接待我，看了他的肝脏CT报告：肿瘤稳定。我叮嘱他注意心脏问题。一年后，他突然去世，他的太太来信说，他没有“听话”，天天忙于公司业务，最后心脏病发作了。
鲁迅说过：“伟大的心胸，应该表现出这样的气概—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厄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一切的不幸。” 做任何事，尤其是成功的事，总有风险存在，总不可能获得所有人的理解和支持。医疗是一极复杂的劳动，难免会引来误解或怨言。这是医生常常遇到的困惑。但医生既然选择了治病救人这一职业，就意味着选择了贡献。只要有益于病人，虽“怨”犹乐。
我们曾碰到这样一件事：一位下腹部肿块、腹水的年轻女性患者入院治疗。入院前，她在广州市几家医院作超声和CT检查，诊断为卵巢癌腹腔转移。按常规检查腹水中结核杆菌和癌细胞，都是阴性；胸片上没有看到结核病灶。在病人腹胀十分难受的情况下，我们先试验性进行抗结核治疗，没有效果，又实施腹腔内试验性化疗，共3天，仍无效果。
凭我们的临床直觉，总觉得这个病人不像患癌，于是决定对这位病人作剖腹探查。腹腔打开后，发现腹腔满布大小不等的结节，腹膜增厚，呈结节状，质地很硬。从临床判断，卵巢癌诊断可以成立。但诊断的“金标准”是病理学检查。我们在术中取了多块组织作快速冷冻切片病理学检查。半小时后，结果出来了：腹腔结核！皆大欢喜，医生高兴，家属高兴！手术结束后，病人一家坚持要宴请医生以表谢意。拗于我院纪律，我们领了谢意，没有接受宴请。
腹腔结核有一特点，一旦暴露于空气中，病情往往明显改善。手术后，在抗结核治疗下，病人的腹水一天天减少，直至消失，全身情况也一天天改善，10天后拆线。在我们的病房里，这样的病人应该是最幸运的，我们也为她最终战胜疾病感到十分高兴。
但是，意想不到的是，随着病人一天天康复，病人的家属对我们的意见却一天天增加。家属找来了，说：“你们为什么术前没有能诊断结核？为什么你们要给病人作化疗？你们要负责任……”
我们承认：当初没有能正确诊断，错了！但是，医生不是“神”，医生诊断只能根据各种资料结合起来做出判断，没有证据，如何能肯定为结核？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不给我们这位病人手术探查，则可能永远不能明确诊断，而病人则会一直被认为是患了卵巢癌，直到死亡，病人家属可能对我们也不会有意见，那么，这对谁有益呢？
医者和患者是为同一个目标而奋斗的伙伴。医务人员在为患者服务中，不仅要用脑，献出技术和才能，而且要用“心”，与患者心灵交融。正如一位哲学家所说，只要我们诚实诚心，“全心为他人，直到他人全心为你”，我们“就能从履行职责的良知中寻求到最好的报酬”。
2002年下半年一天，一位23岁的晚期肝癌病人，从另一个医院转来。病人肝脏肿大达到下腹部，腹水，下肢浮肿，伴有肺转移。家属一定要“最后搏一搏”。考虑再三，决定先给病人作支持治疗。出乎意料的是，刚刚给病人作锁骨下静脉置管，尚未注射任何药物，病人突然意识不清，两侧瞳孔一大一小。这是一种脑衰竭的表现，其原因一是可能癌栓子脱落进入脑子里，引起脑栓塞，二是可能早已存在的脑转移灶破裂，而与插管本身并无直接关系。对这突然而来的病情变化，家属不能理解，指责这是一起“医疗事故”。我们组织医护人员紧急抢救，而对病人家属的指责，理性对待，不予辩解。医务人员寸步不离病人，从下午4时一直抢救到晚9时，病人终因病情过重而去世。护士马上为尸体进行认真擦洗，换上了家属提供的新衣服。副院长牛博士、一位副主任医师、科主任，也和护士一起作尸体护理。家属目睹了整个抢救过程，态度转化了。
第二天早晨一上班，家属一行5、6人来到我的办公室，一见我，病人的父母上前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我的儿子生病一年多，从来没有看见象你们这样认真负责的医务人员。你们尽责了，非常感谢。”病人的兄弟说：“昨天我们态度不好，向你们道歉。”我情不自禁的流泪了，在一旁的牛博士流泪了，我说：“谢谢你们的理解。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做的。” 一年过去了，我总是忘不了那一场景：多么伟大的理解呀！
什么是理解？理解就是感情的传递，心絮的交流。理解并非要靠激动的演说，冠冕堂皇的说教，主要靠你做了什么和做得怎样。“心动不如行动”，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只要伸一伸手，就可以牵出一份人世得温馨，而医务人员的每个行动都是衡量心灵的尺码，病人的理解往往植根于医务人员是否和是否优质地履行他的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