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病人信心和快乐
心理因素是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生活方式癌”的致病因素之一。情绪不稳定、心理不平衡、忧愁、苦闷、悲哀、愤怒、内疚等，被称为C型心理模式，C是英语中“癌”Cancer的第一字母，即癌式心理（心理状态）。具有此种心理的人容易生癌。纠正和消除癌式心理，可产生“心理免疫”，发挥抗病效应。
1991年，我在美国做访问教授。在实验室里，我遇到了一位操作细胞分析仪的技师。他告诉我，他得了结肠癌肝转移，几个月前肝区疼痛不己，医生给他静脉插管皮下埋泵，定时注入止痛剂，目前己完全止痛，可以正常工作了。他说：他现在从事的工作只有他一人能完成，他一定要至少再活上一年，争取把课题做完。他一本正经的说：“死神已与我达成协议：研究不做完，不让我去它那里报到。”说完，他耸了耸肩，挤挤眼，脆颉一笑，俨然是一不知病痛的健康者。
《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记录了接受手术889次的世界纪录。记录创造者是美国南科他州电气技师詹逊。30年前，他开始患皮肤癌，并相继扩展到骨骼和内脏，他也因此而一次一次接受手术，脸部、颈部、手臂、背部、脑部和胆囊都留下了手术刀迹。他是世界有名的明尼苏达州梅奥（Mayo）诊所的长期病人，医生准备在他去世后研究他的遗体，但这一想法迄今未实现，因为他还活着，还在继续创造世界记录。30年来，詹逊坦然面对疾病，从不让死亡的阴影笼罩自己，这种生存的信心显然是他战胜癌症的一个因素。
2010年5月6日中央电视台《百科探秘》栏目播出“微雕与癌变”节目，讲的是微雕艺术家张翼患结肠癌肝转移，但他坚持艺术创作，没有借助任何放大工具，用3年时间，在120块石头上雕刻完成了《红楼梦》这部文学巨著，又用368块一指长、半指宽的石头雕刻完成了中国四大名著。在创作过程中，他的癌痛自发消失，癌标记降至正常，迄今已健康生存10年。
患病的人尤其是患了所谓“不治之症”的病人，心里烦躁、激动、忧虑甚至愤怒，都是常常发生的事。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不想生存下去。
2003年9月底一天上午，我常规去病房查房。查到一张床前，见一老年病人卷曲身子，侧身而卧。我看病历，他叫任恢忠，61岁，福建人，患非小细胞性肺癌，IV期。我问:“老任，哪里不舒服？”他没有回答。再问：“哪里痛吗？”他突然翻转身来，没好气的说“痛，痛，痛，我快痛死了。给我安乐死吧。”说着，上气不接下气咳嗽起来。
查房结束回到办公室，牛立志博士给我送来两本书，一本是任恢忠写的，书名是《物质.意识和场》,另一本叫《任恢忠哲学思想研究》，是2000年福建省委宣传部召开的一次研讨会记录。那天是星期五，当晚我回到深圳的家，马上读起这两本书来。我惊叹地发现，我们正在治疗的任恢忠，是被称为“中国两个半哲学家”之一的著名哲学家。
任恢忠从小痴迷哲学，高中时就开始读恩格斯的《资本论》。1958年高中毕业，报考北京大学系，未被录取。他不屈命运安排，到福建山区当了一名林业技术员。白天上山植树，晚上读哲学著作，直到下半夜3-4点，同时撰写哲学文章。1979年底，他完成18万字的著作《试论矛盾的多重性和无限性》初稿，打印了200册，分送给国内哲学家征求意见。遭到许多哲学家的非议。他没有灰心，1995年他把初稿进一步修改，改名为《物质·意识·场》，30万字，在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这年11月，他突然收到我国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来信，说他“读后拓宽了视野，深受教益”。1996年，来自全国的50名哲学家齐聚福州市，召开了《物质·意识·场》暨中国当代哲学家学术讨论会，一个敢啃大理论的“小人物”终于得到了社会承认。1998年他应邀到北京大学作了访问教授，许多大学邀请他作学术报告。正当他继续向哲学高地进发时，病魔却向他袭来。2002年11月，他突然咳嗽，一检查，竟是肺癌晚期。他前往北京、山东等地治疗，花费50余万元，疼痛却未退缩，听说我院有些特殊治疗方法，抢着试一试想法，于2003年6月下旬住入我院，从而开始了本文开始的那一幕。
我一口气读完了评论任恢忠哲学思想的书。看到书中有位哲学教授说：“任恢忠在~清心寡欲~的哲学世界里，提示了许多哲学家解不出的见解，我们自叹不如。”有的教授认为“有创意的哲学家不多，中国只有2个半哲学家，任恢忠是其中一个”，我心里一阵酸痛。太太已把中饭端上饭台，叫我吃饭，我没有听见，她来到我面前，大吃一惊：“你哭了？为什么？”这时我才知道我已不自觉的进入了任恢忠的哲学世界。
星期一我回到广州，马上去病房看任恢忠。我了解到他目前情绪低落的原因一是耗尽家财，现已经是病入膏肓；二是病陷广州，深感“社会冷落”；三是自感时日无多，手上尚有三本书《心态平衡论》、《一场未被理解的科学革命》和《面对死亡的哲学思虑》，未能完稿......
我写了一封信，题目是“拯救哲学家任恢忠的哲学思维—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向广州多家媒体呼吁。第2天，5家媒体记者全部来医院访问。2003年7月7日，《羊城晚报》和《南方日报》同时在第一版发表了长期文章，题目分别是“~小人物~扛动哲学大命运”和“他欲以版权换生命”。一周后，广东省委办公厅2个负责人来医院看望任恢忠，捐款8000元，其中3000元系由一位离休的老市委书记捐给，他们要求不留名，不拍照；一位香港企业家在飞机上看到《羊城晚报》的文章，给任恢忠汇来2万元人民币；福州市宣传部副部长和福清市副市长分别来慰问，送来鲜花和慰问信，并送来捐助费共31万元。福建多家媒体在显著位置发表了访问任恢忠的文章。中央电视台在一个节目中对他作了现场访问。
任恢忠向医院要来了一张写字台，开始撰写他的第二本哲学新著。我请他为我院医生讲课，他站着连续讲课90分钟，没有一声咳嗽。他给他的女儿和儿子写了一封“遗书”那样的信，说“徐院长是我好兄弟，你们要永远记住。”
不久前，任恢忠的在福清市政协工作的女儿给我来电，说福清市已为他爸爸成立了纪念馆，她正在完成一本书《生与死的智慧》，术中记载了她爸爸在我院的那段难忘日子……。
情绪是一种奇妙的东西，是内心对外部世界的敏感反应，复杂微妙，得之于心而难以述之于言。当一个人处在疾病的逆境中时，作为医务人员应该做的是让他将苦恼、痛苦、担忧发泄出来，再去鼓励他、激励他，从而“举杯消愁”，“抽刀断水”，使他抛开疾病的阴影。
2004年11月7日的下午，我接到中央电视《公益行动》栏目制片人的电话，说大庆有一对急需要帮助的夫妇，男的叫姚文良，是个双目失明的残疾人，他的妻子叫齐海纳，患了肿瘤，病情十分严重。并说，他是从媒体看到我院曾救助一位颈部肿瘤铭仔的事迹的，不知我们能否帮助大庆这个可怜的病人，帮助这个不幸的家。制片人留下了姚文良家电话号码。
当天晚上，我给姚文良家打去电话。出乎意外，当得知是广州一家医院来电话时，对方却没好声气地说了一句“又是一个骗子”，挂了电话。我理解病人的心理，再次打去电话，抢先说：我是院长、教授，是受人之托，想帮助他们。对方答话了：他叫姚文良，病人是他妻子，生了癌症，山穷水尽了，“如果你真心帮助我们，你就来大庆吧。”随即挂了电话。
我打电话到大庆日报和大庆晚报，询问齐海纳的事。这一问，给我做出了决定：
去大庆！看望齐海纳！
原来海纳是一个善良而苦命的女人。她酷爱文学，每天晚上收听大庆电台诗歌朗诵，特别喜欢听一位作者叫姚文良的诗歌。半年下来，只要一听到那特殊的诗句，她就知道是姚文良的。她写信给姚文良，开始是每周一封，渐渐地，三天一封，一天一封。但从未接到对方回信。她按捺不住了，一天，乘上公共汽车，来到100公里外的“乡下”，寻找姚文良。一路上，她不断猜想姚文良的形象。当人们将她引导姚文良面前时，她一下子几乎瘫倒了，眼泪簌簌流下来，她万万没有想到：姚文良竟是一位双目失明的瞎子。她急忙走进女厕所，让眼泪痛痛快快流出来，几分钟后，她快步走到姚文良面前，一把抱住他：“文良，我们马上结婚。我就是你的眼睛。”
一月后，海纳将文良“娶”回大庆，建立起小家。海纳在一家公司的公会工作，文良进入大庆盲人诊所。
好日子仅过了一年。2002年的一天，齐海纳突然发现自己的左上颌长起了一个肿瘤，跑了几家医院，医生怀疑是牙齿疾病，拔掉了两颗牙，但病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了。见到妻子的病情日益严重，姚文良咬咬牙，将房子卖掉，陪妻子到了北京一家肿瘤医院，姚文良跪在医生面前，痛哭流涕地说：她是我的眼睛，我不能没有她，求求你医治她吧！
医院收下了齐海纳，为她作了手术，把左上颌骨、齿槽和左眼切除。手术后诊断为：上颌骨肉瘤。之后，医院又为齐海纳作了化疗和放疗。3个月后，齐海纳夫妇回到大庆，已是一贫如洗。当地电视台得在齐海纳的不幸，在电视上为她呼吁，寻求帮助。后来，大庆盲人协会为齐海纳夫妇办了一个盲人按摩诊所，以维持生计。
一年后，齐海纳的肿瘤复发了。肿瘤不仅复发，还转移到肺部、骨头和颈部淋巴结。无奈之下，齐海纳又一次做了化疗。谁知祸不单行。3个月后，齐海纳身上又长出了另外一种肿瘤—双侧乳腺癌，又接受乳房切除。半年后，齐海纳的腹部又长了新的肿瘤，而脑里也有一块“占位性病灶”。医生告诉齐海纳，她患的是“重复癌”，身上共有3类肿瘤，包括复发和转移的，身上8处都有肿瘤侵犯。
为给妻子寻得一丝生机，重情重义的丈夫姚文良偷偷在大庆日报刊登了一则出卖自己肾脏的广告；与此同时，齐海纳也在大庆日报刊登了一份“征婚”广告，要求与姚文良“离婚”，让“新人”来照顾生活无法自理的姚文良。
一些日子里，姚文良夫妻愁眉百折，肝肠寸断，大凡自称是某医生或某医院来的电话，他都无动于衷。
2005年11月9日，我乘飞机到北京，第二天乘上开往大庆的火车。11月份，南方的广州与北方的大庆，处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季节，广州还是夏季，而大庆已是隆冬时节，达零下10摄氏度。11日早晨6点30分火车停靠在大庆火车站，走出车厢一阵寒风袭来，我不自主打了一个寒颤。但随即，我心里就一阵热呼起来，远远看见一对相互搀扶着的一男一女，女的手中拿着一面锦旗，男的柱着拐杖。我快步走上前，自我介绍说：“我是徐克成，是来看你们的。”
文良扔掉了手中的拐杖，突然跪在地上，紧紧抱住我，说：“好人啊！好人！你真的来了！我叫姚文良，虽然我看不见你，但我感觉你就是天神下凡……。”那一刻，我明显感觉到，姚文良的双手在颤抖，他眼里泛出泪花；齐海纳把锦旗郑重地交到我的手上，呜咽着说：“我们没有任何礼物给你，这面锦旗上疑聚了我们对你的感激之情……”
我左手拉着海纳，右手牵着文良，走出车站，上了出租车。十几分钟后，我们来到一栋4层楼房前，上到二楼，右首就是文良夫妇家。这是二房一厅单元房，房内很干净，客厅墙上挂了海纳年轻时照片，那是一个十分靓丽的姑娘，有一张写字台，上有一台老式收音机，海纳说：“这是我们爱情开始的地方，正是用这架收音机，我找到了我的人生另一半。”文良说：“我们有两个梦想：一是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南方看一看，二是乘一次飞机。”我说：“好。我就是来接你们去广州的。”
下午，我们乘上巴士，去到哈尔滨。第二天一早，我们乘上了飞往广州的飞机。我们并排坐在飞机左侧三个座位上，海纳靠窗，看着窗外，不断给文良讲述她看到的景色。海纳不断咳嗽，我向空姐要来一个塑料小盆和大堆手纸，帮助她擦去沾在面孔的鼻涕。空姐问我这是我的什么人？我说这是一对相依为命的夫妇。空姐离开了，一会儿，另一空姐来了，自我介绍说：“我是乘务长。本想让你们去头等舱，但有外宾，很抱歉。今天你们的饮食由你们任意点，享受头等舱待遇。”我看到这位空姐的眼睛红了。
下午一点，我们的飞机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等候在机场门口的医生护士代表向海纳献上鲜花。海纳夫妇住入了我院单人病房。第二天，医院员工捐款5万多元，同时，专家组为海纳作了检查、会诊，一周后，开始了系统治疗，包括血管介入、近距离粒子植入、经皮冷冻等。海纳夫妇都是北方人，病区护士和营养师一起，为他们调配适合口味的饭菜。
一个月后，海纳的病情稳定了。入院时夜间咳嗽剧烈，现在难得咳一声，原来一天有好几次腹痛发作，现在完全消失了。护士便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陪海纳夫妇逛广州的北京路、上下九商业步行街、中山纪念堂，还登了白云山。2006年元旦，我开车载着海纳夫妇，去到深圳。在一家很有南方特色的酒家，我和我太太请他们吃粤菜，当我太太把一块块龙虾夹着送到他们碗里时，文良和海纳一起呜呜哭了，我上前劝他们，文良一把拉住我，说：“院长，这不是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