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化”交流
这个题目与上一题目有相似之处，问题的核心是我们能不能设身处地为病人考虑，而不能仅从我们的职业角度去对待病人。我常常反问自己，前述的胡晓梅父亲，如果不是我和晓梅是多年的朋友，如果不是晓梅要把父亲“交给”我，能有这样的治疗效果吗？在此我引用“私人化”这一词，是源自我接到的一位丹麦女士的信。
2008年，2月初，我的邮箱里出现一封来自丹麦一个名叫丽拉的邮件，说：她是一位22岁的姑娘，2006年5月被诊断为骨肉瘤，部位在第6-7胸椎，接受了手术，9月起接受放疗直到12月，但就在这时发现多发性肺转移。她的母亲是麻醉医生，于2007年1月带她到美国密歇根一家医院，此时她发生下肢瘫痪。她接受了高剂量化疗和DC疫苗生物调节治疗，下肢瘫痪恢复，肺部转移灶也大幅减少。到了2007年12月，CT显示右肺转移瘤愈来愈大，左肺出现新的转移灶。2008年1月，他发生严重肺部感染和左侧气胸和胸腔积液。抗感染后好转，但右肺转移瘤长至2.5厘米大小。希望我院能给她帮助。
我院从未接受过丹麦病人。对于远在北欧的丹麦，过去我们只是从丹徒生童话中知道这是一个神秘的富足国家。我回了邮件，说：对她这样一位花冠年华的姑娘十分同情，由于肿瘤已发展到了这个地步，而且她已接受了许多治疗，目前可选择的治疗方法不多。但如果能针对她具体情况，将各种方法集中起来，综合地，个体化地治疗，也许有一定效果……
丽拉马上复信，说—
“Dear Professor Xu，Thank You for the personal and very complete explanation in the email You sent to me. I am very interested and grateful for Your response and the opportunity for treatment at Your hospital……”“ I know that my time is limited”，“I hope deeply you can help me because it~s my last opportunity.”
（亲爱的徐教授，谢谢你给我回复的邮件，给了我私人化的非常完善的解释[治疗方法]。我非常有兴趣和非常感谢你的反应以及在你院治疗的机会……我知道我的时间是有限的，我诚恳要求你们帮助我，因为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两个星期后，丽拉在她的母亲陪同下来到我院住院。她接受了血管介入、经皮冷冻和联合免疫等多种治疗。一个月后，PET-CT检查，全身已无肿瘤证据。2个月后，胸壁上和肺内又有新的转移灶，再次冷冻后被清除了。2009年3月份，她从丹麦发来邮件，准备和她母亲一起出席我将在8月于深圳召开的“国际肿瘤新技术治疗研讨会”，并建议我邀请她的美国医生Pete Anderson教授出席和演讲。我同意了。但一个月后，我突然接到Pet Anderson教授的邮件，说：“丽拉不幸去世了。她死于化疗引起的曲菌（一种真菌）严重感染，不是死于癌。”Anderson教授为了强调“不是死于癌”，特地在下面打了横线。
我很内疚和后悔，因为在4个月前她最后一次从我院出院时，我曾对她和她的母亲建议：不要化疗，一方面这种肿瘤对化疗不敏感，二是以前做过化疗，肿瘤细胞已产生耐药性。她的白细胞一直较低，一旦化疗后并发感染，后果严重。我要她坚持免疫治疗。但我只是“建议”，没有“强迫”，因为我知道欧洲人是不容易完全接受一个东方人意见的，何况，文化的差异也不可能让我们之间真正“私人化”。
在治疗癌症患者时，我常常为与病人的“关系”而困扰。我们常说“把病人当亲人”，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公事公办”。
2006年7月底，一位中年先生来找我，同来的有中山大学哲学研究所一位教授。中年先生自我介绍，他姓肖，叫肖凡，妻子姓鲁，教授，患肺癌已有近一年，无法手术，接受了多种化疗，病情不断加剧，希望转到我院换一些治疗。
我对这位肖先生很面熟，因为经常看到他到病房里看病人。我院病区医生告诉我，这位先生的妻子是一位哲学家，患非小细胞性肺癌，正在广州某医院接受化疗。据说换了几家医院，每到一家医院换一种化疗，效果均不好……。我想，对名人生病，关心的人一定很多，意见也不会一致，我还是不介入为好。因此我从未主动与他打招呼。
肖先生说：“徐院长，对不起，我到你院已来过多次了，主要跟踪随访你们的几个肺癌病人，尤其是病人周玲。我一直下不了决心来你院，但看到周玲，那么恢复得好，真神奇……”。
周玲是一位来自江苏苏州的病人，一年前，在上海与客户谈生意时，突然头痛欲裂，去医院检查发现是肺癌伴脑转移。上海和苏州几家医院估计她的生命只有一、二个月。她是一家不小的电子厂老板，匆匆把生意交给同事，就在姐姐陪同下来到我院治疗。
同来的中山大学教授对患者鲁教授赞赏有加。鲁教授57岁，名萌，人们习称萌萌教授，海南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著名语言哲学家，主编《启示与理性》杂志，为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我下不了决心接受这样的名人。分别时，肖先生送给我一本萌萌的著作《断裂的声音》。我要他让我考虑24小时，再通知他是否同意他太太转来我院。
我阅读了萌萌教授的著作，发现她是勤奋、认真的学者，对美有着特殊的感受力。
我自责自己，救治这样一位真诚高尚的人，我还有什么犹豫！尽管我们不一定能救她。
萌萌教授住入我院。她的面色苍白，白细胞仅有三千，T淋巴细胞极低，严重贫血，两肺湿罗音，不能平卧，悲痛剧烈，唯一的女儿不断为她拍背。怎么治疗？我有一种无助的感觉。我将肖先生请到办公室，告诉他：萌萌教授免疫功能严重低下，任何一种感染均足以威胁她的生命。他问我怎么办？我说只能做“支持治疗”，设法提高免疫能力。
不出所料，住院后第三天，萌萌突然“感冒”，发热，但血液中白细胞不高。第四天，呼吸急促，血液氧饱和度降至90%以下，二氧化碳分压升高一倍，两肺满布湿罗音，出现了肺功能衰竭，急转往我国治疗肺衰竭最有名的广州呼吸病研究所。
一周后，我正在哈尔滨参加一学术会议，接到肖凡先生电话，说萌萌生命垂危了。她明白自己的状况，有一个请求，希望住到你院离开世界。我问为什么？他说：“萌萌是研究哲学的，但她生病后只是程序化接受治疗。你是让她明白治疗疾病也要讲哲学的人。”我理解了，她讲的“讲哲学”就是指治疗癌症不能“教条”，要讲辩证法。
再一周后，即2006年8月12日，萌萌在我院逝世。14日，在广州银河园公墓举行告别仪式，我让我院送了挽联，上写道：“惊悉鲁萌萌教授逝世，极为悲痛，也深感内疚：医学无能，医者无术……”。
我是真心的内疚：如果能早几个月，在肖先生到我院探访病人时，主动与他打招呼，“私人化”地提出我的看法，也许……
有时，医生的“主动”，至少在被动后的“主动”，有可能挽救一个人的生命。
2009年2月份，一位大学校长来找我，说他的夫人，48岁，教师，患了肺癌，属于非小细胞性，已经接受了6个疗程化疗，目前肺部病灶还存在，又出现骨转移和脑转移。我看了他带来的CT和MRI片，发现左肺门部肿块，肋骨多处被癌肿破坏，脑内密密麻麻都是转移瘤。他与我谈到治疗经过，发现广州几乎所有名家都为他夫人会诊过。我想这又是一个“烫手山芋”，于是“公事公办”，建议他考虑改用其他化疗药或分子靶向药，并建议多找几个放疗专家，考虑“全脑照射”。
一周后，校长又来了，讲“太太坚决不同意再化疗”，至于“全脑照射”，有的专家主张，有的不主张，认为即使有效，效果短暂，而且大多数并发放射性脑病，病人十分痛苦。我确实对放疗没有经验，仍然没有表态。
再一周后，校长又来了，说：他的女儿“五一”结婚，只希望能让他的夫人主持婚礼。他流泪了。我心里佩服这位善良的校长了，决定“私人化”地帮助他。此后，他的夫人接受了复合免疫治疗。
2009年5月1日，校长太太为她的女儿举办了婚礼，据说“忙了好几天”。几天后，校长给我发来邮件，题目是：“大喜讯：CT复查，夫人的肺部肿瘤和骨转移消失了”。11月份，校长又发来邮件：“特大喜讯：我有了外甥女了”。
现在我和校长是好朋友，他太太怎么治疗，我们常常进行“私人化”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