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感动做感动事
患癌症，对每个家庭都是一场灾难。医生护士不能不心痛不感受，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要与病人和家属同忧同愁，“休戚相关”，共同与癌症作斗争。有了这种感受，原先没有办法就有办法，“不治”的癌症就可能“有治”。
2008年4月一天，深圳胡晓梅来电话，一边泣不成声，一边说：“家里遭难了：爸爸生了肝癌。”我马上安慰她，叫她马上带父亲来广州。
晓梅是名人，十多年前她作为深圳电台《夜空不寂寞》金牌主持人获得全国十大“金话筒”之一的称号，震撼珠三角。上世纪90年代，我曾被邀请在她主持的节目中担任嘉宾。近几年来很少联系，但她出版的几本自传式散文集，让我对她的才能十分欣赏和赞佩。她曾向我诉说她的家世：父母在上世纪那混乱的 60年代患难与共中结婚，生下她和妹妹。现在父母均已从江西退休来到深圳定居，妹妹在深圳广电集团从事广告业务。她有深爱她的丈夫和9岁儿子。全家日子乐融融，“想不到我家大祸临头，”晓梅泣不成声，“徐教授，靠你了，救救我爸爸。”
在后来发表于健康报的一篇长文中，她这样描写当时的心情：
“无比清楚地记得，2008年4月的一天早上，接到电话说父亲患癌的那一刻，我正挤在电台人头攒动的电梯里，如五雷轰顶，眼前一阵发黑，伸手扶住了身边的人才站稳。脑子里即刻闪现的是好朋友小赵的父亲，被肝癌化疗折腾得只剩六十多斤。他是肠癌肝转移后，肛门切除，挂着粪袋每天躺在床上动弹不得，无法进食，只能靠输营养液维持，每天最大的期盼是早晚两次家人把他抱上轮椅，推到门口抽一支烟。受尽折磨却无比顽强的老人，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在努力抓住生的希望，对女儿说：“再做一次化疗吧，再来一次！我顶得住！”
从老人确诊到离世的两年时间，小赵和她的妈妈已经欲哭无泪。人生最痛莫过于此，眼睁睁地看着最亲的人被病魔摧残至死，心都碎了却无能为力，更无从安慰。这个极端痛苦的煎熬过程把小赵和她母亲也几乎击垮，无论从经济上和心理上，都处于崩溃的边缘。而我这个旁听者能给予的也只是倾听和同情。根本不能想象，这么恐怖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家庭！
在手足无措的时候，第一个赶到身边安慰我的，是小赵。我问她，治疗一定要那么痛苦吗？她说是，医院没有更好的办法。
怀着满心的焦虑和恐惧，可在父亲面前我们却要假装轻松，极力隐瞒，警觉的父亲小心翼翼地从我们的眼睛里寻找着蛛丝马迹。我们抱着侥幸四处奔波求助，但几乎所有的医生都下了同一个判决：原发性肝癌，晚期，多发，无法手术，只能介入化疗，最多撑四到六个月。
我开始晚晚从噩梦中尖叫惊醒，万般无奈之下，突然想起了一个人——广州复大肿瘤医院的徐克成院长。我记得多年前曾在电台节目中帮助他医院的两个肿瘤病人向社会募捐。我打电话向徐教授描述了父亲的症状，征询他的意见。当时正在国外讲学的徐教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了一句话：“晓梅，无论你选择哪家医院，你记住，象你父亲这种情况，原有慢性肝病，肝功能不会好，一定不要轻易化疗。”
当时的我，非常困惑，当今医院对癌症的治疗，除了手术切除，就是化疗、放疗。手术不能做，化放疗不能选，那还能做什么？！
虽然充满困惑，但我相信他说的话。记得10多年前，他曾经同样语重心长地在我的电台直播节目里告诫广大听众，不要相信什么能使大小三阳转阴的“基因疗法”，说那都是骗人的鬼话！为此他走出电台大门就遭人围攻恐吓：~徐教授，我们知道你说的是科学。但你不要挡人财路，小心你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晓梅夫妇，领着她的父亲，由母亲陪着，来到我院。我看了CT片，整个肝内多发性肿瘤，大小不等十来个。血液甲胎蛋白200多微克。虽然我研究肝癌数十年，但每看到一个肝癌病人心里总是一惊，面前总呈现40年前情景：一天我正在病房看病人，突然接到消息，说我母亲来了。我三步并两步回到医院宿舍，惊呆了：几个月不见的母亲，面容憔悴，双手捂着右上腹。我赶快用手去摸她的腹部。我心碎了：一个大肿块把右上腹顶得老高。晚期肝癌！不到三个月，不管我这位做儿子的已经是一位消化病医生，也不管我明知无用还是请来了上海几位专家会诊，含辛茹苦培养把我培养长大的母亲，尚不到六十岁，我还来不及报答，她就离开了我和当时尚幼小的弟妹。现在，看到晓梅那双强忍着泪水的眼睛，我的心再次阵痛。晓梅紧紧抱住我的胳膊，我感到她在颤抖。她说：“徐教授，你要救我爸爸。我和妹妹不能没有他。”
对于晓梅爸爸这种肝癌，手术不可能，化疗有害无益，放疗也无效，我院的冷冻虽然对肝癌有效，但只适用瘤子数量较少的肝癌。但我面对晓梅，没有退路，只能没有办法想办法。我决定采用联合免疫疗法，希望让肿瘤“休眠”，与人体“和平共处”。
不知是上天的恩赐，还是爱心的力量，结果十分理想，正如晓梅在她的“仁者有爱，仁者求术”中所说：
“在无法手术，没做化放疗的情况下，父亲从悬崖上被拉了回来，不仅远远超越了当初医生所判决的时间，并且面色红润、劲头十足地生活着，肝肿瘤标志甲胎蛋白降至正常，他老人家上午公园吹笛，下午会所打球，周末钓鱼打牌，几乎没人相信他是一位晚期癌症患者。”
2009年11月，我去到晓梅爸妈在深圳的家。那是一个安静小区里一座30层大厦的第2层，二房一厅，其中一房是“音乐室”，里面除了音响外，摆放了大小不等的笛子和二胡。晓梅爸是小区的“笛子演奏家”，居委会经常请他去“与民同乐”；客厅一角橱内橱顶有许多乒乓球拍，晓梅妈兴奋的告诉我，她老伴是小区乒乓球“教练”，每天都要去小区活动室打上2小时。听说我来了，住在附近的晓梅和她的妹妹都赶来了，晓梅说：“生病后，我爸的人生观和性格改变了，过去他是~工作型~，里里外外全靠他，现在是~娱乐型~”。晓梅爸老是笑，他把我领到走廊，不无骄傲地向我介绍他养的金鱼、小兔、小白鼠……。
有一部美国电影叫“生命如屋”（life as a house），讲的是一个癌症患者在他生命的最后4个月，以疯狂的热情拆毁和重建了他的房子，将他的生命保存在他的屋中。看到晓梅爸的康复（医学上应该说改善，不是治愈），又看到一个人的康复带来的全家欢乐，我们做医生的难道不感到职业的神圣吗？
作为医生或护士，我们要善于“感动”，被人感动，感动人。胡晓梅对父亲的挚爱感动了我，被感动的我们作了值得感动的事，又感动更多的人。这就是“感动倍增”，正如胡晓梅所说—
“自从父亲患病以来，我身不由己地踏进了癌症患者的生活圈，日渐接触到愈来愈多的病友和家属。我看到了疾病带给每一个家庭无比深重的苦难，看到了每一个生命以惊人的求生意志苦苦挣扎在生死的边缘，看尽了人世间的恐惧、希望、泪水和重生的喜悦，也看清了被病魔所侵蚀和扭曲的触目惊心的人性。我和那些素昧平生的“战友们”彼此安慰打气、也相互分担照应，“同是天涯沦落人”，情义的支撑尤为珍贵！而分别，是这个团体最不愿面对的事——每当送走一个战斗到最后的勇士，每个人都心中悲戚，感觉到切肤之痛。有时我在家中神情凝重，我先生就知道又发生了什么，叹一口气对我说：~如果承受不了，就不要接触太多。~
“~晓梅姐，昨晚爸爸的主治医生王博士发短信，说爸爸周一化验的甲胎蛋白结果是4！我们不敢相信，反复向他核实。真是上天的眷顾，遇到徐院长。这样的成果太令人振奋，虽然防复发的路途还遥远，但我们彼此作伴，还有叔叔和院长作榜样，我的心很踏实。~（凤凰卫视李贞贞）
“~晓梅，你好。我父亲在徐教授医院才住五天，半年多来不能平躺，不能睡觉，老发烧，5天内都得到了解决，他好开心，一个人在房间唱歌，晚上一觉睡到天亮了。谢谢你和我分享你父亲走过的路！”“晓梅，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父亲今天要东西吃了，以前什么营养东西做尽他都不吃，只有我在跟前才勉强吃点，今天他竟然要吃鸡肉，我好开心！心里好感谢徐教授对他的关心！我父亲去复大之前，在当地住院的20多天里，医生看他发烧，咳血，就发抖，几个人就手忙脚乱，最终只得到一时的控制，实在没有办法我们把他带回了家，3天后把他送到徐教授手里，几方面奇迹般地好了起来。我多开心！今天徐教授一下飞机就去看他，非常感激，会永远记住你们的好！~（韶关小唐）
……
“是的，这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体验——既希望看到战胜病魔的英雄，他们的希望就是我父亲的希望；又害怕看见倒下的战友，他们的离去会让我们的希望也变得遥远。这人生难以承受之重……就这样在痛苦和希望的两极摆荡，一个人要有怎样的心志和毅力，才能继续顽强地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