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接受“考试”
治疗癌症首先需要有“不轻易放弃”的观念，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所宣称的，1/3的癌症经过现代治疗手段处理后可以长期生存。在治疗策略上应该采用多种手段，特别是采用近年来发展的高新技术，按病人的情况恰当地实施个体化治疗。前述的“挑战极限”就是采用了这一策略。在此我们再看一些实例。
北京送来的“考试”
2003年4月18日和19日，《羊城晚报》发布消息，主标题是：“心包血管肉瘤患者首次存活”，副标题是：“手术时手压止血四小时，输血球和鲜血八千毫升，住院观察三个多月”；《南方日报》的主标题是：“穗成功救治世界第八例罕见绝症”，副标题是“我国首例心包血管肉瘤患者出院”；《广州日报》的主标题是“心脏象挤得像一条黄瓜”，副标题是“世界第八例罕见心包血管肉瘤在广州获救”。
事情起于2002年11月中，一份电子邮件发来我院：“王倩倩，女，16岁，患心包血管肉瘤半年，已经在北京作了一次手术，目前复发……恳请世界医学界专家伸出援手……”。
在各类恶性肿瘤中，心脏肿瘤少见，发生于心脏外围的心包肿瘤更少见，心包血管肉瘤更罕见。肉瘤属于恶性肿瘤，比一般肿瘤更恶性。我马上通过互联网查了“Medline”,发现从1978年到现在，世界上共报道了7例心包血管肉瘤患者，均在确诊后3个月内死亡。
如果我们受治这位病人，那就是世界上第8例心包血管肉瘤患者。我们能治吗？我们在分析了各种条件后，认为采用高新技术，也许能起作用。我们当即回电：“对于心包血管肉瘤，没有经验，也没有多大把握治疗，但愿意试一试。”
2003年元旦刚过，1月3日，当倩倩在她父母陪同下，来到我院时，我们都惊住了：倩倩的实际病情要比想像的严重得多，X线胸片和CT均显示心包内长满数个肿瘤，最大的一个达到13.4厘米，心脏被挤压得像一条黄瓜。病人气喘不止，不能平卧，低着头频繁剧烈咳嗽。这一切意味着病人已经出现严重心包填塞。
倩倩父母告诉我们：2002年9月，正在北京师大附中高二班读书的倩倩，突然感到胸闷、心悸、气促，并时有呕吐。到当地医院做了超声和CT，发现心脏旁边隆起一大块。转到北京一家心胸医院，医院迅速对倩倩进行了检查，诊断为心包新生物，一周后为她作了手术，切下了核桃大小的肿瘤。手术后病理诊断：心包血管肉瘤。但医生告诉倩倩的父母：复发可能性几乎百分之一百。
果然不出所料，不到一个月，倩倩又气急发作了。11月1日，气急突然加重，再次住院。医院给倩倩大会诊，结论：不能再手术。倔强的父亲不愿意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遍访上海、沈阳、武汉、天津的大医院，得到的答复没有不同。
倩倩的父亲是北京一家运输公司老总，他含着眼泪对我们说：“你们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为了我的孩子，也为了今后患这种病的其他患者，大胆地试吧！万一失败了，也是对人类一个贡献。”
我们反复研究倩倩的病情，制定了肿瘤切除-冷冻-近距离照射-局部免疫联合治疗方案，准备接受一场前所未有的“考试”。
2003年1月6，牛立志博士主刀，剖胸探查。打开胸腔后，只见整个心包腔几乎都被肿瘤填满！怎么办？是关上胸腔，还是继续手术？如果选择前者，没有风险，病人的家属也不会怪罪，但是病人很快就会像文献中七例病人一样，因心脏功能衰竭而死；如果选择后者，肿瘤切不干净虽然是意料之中，但出血止不住怎么办？一个16岁的少女，如果死在手术台上，虽说家属已有思想准备，但终就谁也难以接受！
在取得家属的同意和谅解后，决定按计划手术。先将肿瘤一块块从心包腔内小心切去，对残存肿瘤先冷冻，再在瘤内植入125碘粒子，最后在瘤床内植入治疗囊。
术后倩倩病情进一步好转，2周后，下地活动。超声和CT复查发现残留肿瘤内出现液化坏死，肿瘤明显缩小。
2003年3月3日，倩倩迎来了17岁生日。她是下午3点30分出生的。这天，当分针走到3点30分时，医护人员手捧鲜花，轻轻地走进她的病房，向她祝贺生日。“祝你生日快乐……”祝福的歌声飘荡在病房，飘荡在每个人心里，祝福倩倩长大了一岁！
2003年4月17日晚，医院举行了“祝福倩倩康复晚会”，欢送倩倩出院休养。医护人员、倩倩的父母和闻讯赶来的记者，簇拥着手捧鲜花的倩倩，祝福这位女英才重新开始了生命的旅程！
倩倩16个月后死于肺部感染。虽然她的手术后生存期已超过文献中报告的时限，但我们仍为她的去世十分痛心和内疚。我国肿瘤学界的开拓者徐光炜教授以数十年致力于肿瘤防治事业的经历告知我们：“作为一名外科医生，真正能“手到病除” 使患者能新生者是少数。多数情况下仅能给患者以帮助或减轻其痛苦，或改善其生活、或延长其生命，但仍回天乏术。实际上作为一名医生，每日必须做的则是给病人以安慰及鼓励，倾听诉说，给予其一述衷肠的机会，所谓医者仁也，这也是医生的基本责任”。
其实，我们每治疗一个危重病人，即使取得好转的效果，内心总是在那里悬着，面临一场场“考试”。我们想知道病人的治疗结局，但有时我们又很害怕知道其结果，因为如果病人很好，当然高兴，如果不好，甚至死亡，我们往往与病人家属一样沉痛。2008年，我们在丹麦就经历了两场“考试”---
2008年10月14日，经过九个半小时飞行，当地时间晚六点半，我和我院副院长穆峰博士乘坐的北欧航空飞机降落在哥本哈根机场。在机场出口处，一位女士手举中国国旗站在那里。我们大吃一惊：这位女士不是别人，是胰腺癌病人郭林。几个月不见，她变得年轻了，穿着风衣，面色红润，两眼在挂满笑容的面盘上炯炯发亮。我们像亲人般见面。看到郭林的深情，我们十分高兴，看来她从重病噩梦中活过来了。
去酒店路上，郭林告诉我们：今天已作PET-CT，明天上午看结果。我们的心一下子紧张了，虽然仍谈笑风生，郭林不断告诉我们接下来几天的活动，包括丹麦大学医院肿瘤科邀请我们交流，丹麦最大电视台TV2跟踪采访，丹麦抗癌协会有权威的医生要请我们讲座，但是我们在想像：明天郭林的检查结果出来，如果显示复发，怎么办？……我们不敢想象。夜间，我们不约而同做着同样的梦：郭林和他的病……我们也不约而同的早早醒来，默默地想着上午与郭林的见面……我们不是基督徒，但处在基督徒占百分之九十的丹麦，我们“入乡随俗”，不约而同在祈祷：上帝保佑……
丹麦第一场“考试”
像学生时代考试等待老师发卷那样，15日上午10点，郭林在酒店大堂等待了。我们匆匆下楼，看到郭林笑的十分灿烂。我们迫不及待的从郭林手中接过PET-CT报告，直看结论：未发现任何癌肿存在证据。
前面已说过：什么是幸福？幸福是一种感觉。此时，我们又一次感到是最幸福的人。郭林的女儿也来了，面庞同样扬着快乐。我们和她们一个个拥抱，充满着高兴、祝贺、成功的拥抱。在一旁等待多时的丹麦TV2记者摄下了这珍贵的场面。我们通过了来丹麦后第一个“考试”。
郭林患的是胰腺癌，是一种被称为“癌王”的癌症，能手术切除不超过5%，即使切除，能生存一年者不超过20%。伴肝转移者属第四期，中位生存期2.8个月。去年十月，郭林感“胆囊痛”到医院检查，发现胰腺内有2.8厘米大小肿块，肝内有3个肿块。意外的发现让她几乎“休克”，她在丹麦最大的医院接受了活检，一周后结果出来：胰腺癌伴肝转移。医生没有隐瞒她，告诫她可以化疗，但不管什么治疗，生命可能只有两到三个月。她接受了以健泽为基础的化疗，尽管她知道这种治疗不会给她带来实际好处，但这是每个癌症病人似乎都必需经历的常规。她每天都在担心这些治疗的副作用。她准备在头发掉光后安然离开世界，不给她的丈夫和女儿带来痛苦。
郭林的丈夫是设计师，她有两个女儿，四个外孙。她的家人对医生的告诫不能理解，甚至有点愤怒。他们想让郭林到国外治疗。郭林的女儿查阅了世界文献，发现对她母亲这样的胰腺癌，除了化疗还是化疗，生存期最长就是3-6个月。她失望了，暗暗的大哭了一场。几天后，一次在网上看到一篇名叫里拉（Lena）写的文章，讲述她在中国治疗经过。这位女士患胸椎软骨细胞成骨肉瘤，在丹麦接受手术，术后病情进展，下肢瘫痪，转往美国接受高剂量化疗和干细胞移植，瘫痪治好了，但并发败血症；经抗感染治疗后，败血症好了，但肺部和胸壁出现十几个转移灶。她来到中国，在我院接受了冷冻治疗，病情控制了。郭林的女儿找到了里拉进行咨询，她决心救她的母亲。
丹麦的医生听说郭林准备去中国，直言不讳的说：“你们发疯了！”郭林没有听她的医生的阻挡。她和丈夫毅然卖掉位于哥本哈根市中心的大房，换了一套有一房的小房，变出一笔钱，直飞中国。
10月15日，我们应邀到到丹麦最大的丹麦大学Rigs医院（Rigshospitalet）。有着85年历史的这家医院，是北欧最著名的医疗教学科研中心，有1100张床位，7000名工作人员，承担丹麦全国人口30%的医疗任务。医院肿瘤中心主要作化疗和放疗。放射科特别强大，仅PET-CT即有5台。有13台加速器，每天有250人接受放疗。
郭林陪我们到医院主楼七楼。刚走出电梯，一位高高个子的中年男人就迎上前来紧紧握住我们的手。他就是这家医院肿瘤中心主任，Masse 教授。他一边热情同郭林打招呼，一边对我们说：“她身上发生了奇迹。”他的见面语一下子让我们消除了不安。
Masse教授领我们穿过长长走廊，走进小会议室，里面已坐着他的同事。我们主要讨论了胰腺癌的治疗。Masse教授说：他们注意到几例从我院治疗回来的胰腺癌病人。他们医院每年接受治疗的胰腺癌病人200余例，能作根治性手术者仅占7%。对转移性胰腺癌，例如伴肝转移者，化疗/放疗的客观反应率低于5%，生存期十分有限。
我们重点介绍了应用冷冻加125碘粒子植入治疗进展期胰腺癌，向他们提供了发表在世界胃肠病杂志（WJG）上的论文。49例进展期胰腺癌患者治疗后，1、2和3年生存率分别为63.1 %，、22.8 % 和9.5 %，有8例生存1年以上，最长一例无病生存已4年3个月。这一成绩远超过文献报告的结果。我们报告的该49例没有包含丹麦病人。
我们的报告引起争议。主要问题是：（1）进展性胰腺癌无例外都有血管和淋巴侵犯，冷冻，特别经皮冷冻，怎能消除这些胰外病变？（2）如何避免冷冻针穿刺引起胰腺炎并发症？（3）冷冻区边缘的温度是零摄氏度， 而使癌细胞致死的最高温度是零下40摄氏度，如何保证肿瘤周边区癌细胞被冻死？这是我们预计到的，因为半年前我们的论文发表之前，国内外的审稿专家就曾提出过。
对于第一个问题，唯一的推测是冷冻消融了肿瘤，引起癌抗原释放，促发机体产生抗肿瘤免疫，将残存癌细胞消灭。我们出示了一例齿龈癌伴淋巴结转移的PET-CT图像，仅对齿龈癌作了冷冻，淋巴结转移未治疗， 冷冻治疗后1个月复查PET-CT，发现原发灶和转移灶均消除了活性。我们又显示了一动物实验：给鼠的两侧腹部制造实验性移植瘤，给一侧的肿瘤进行冷冻，一个月后，对侧瘤也消失，而手术切除一侧瘤不能产生类似结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担心是合乎逻辑的。胰腺是体内最大外分泌腺，富含消化酶，粗达2毫米的冷冻针穿入，会引起消化酶外溢，导致胰腺炎。但在我们报告的49例中，仅1例并发出血坏死性胰腺炎,经保守治疗恢复。我们介绍了一项实验，表明这种并发症的发生与冷冻方法有关。10只狗接受胰腺缓慢降温冷冻，9只并发重症胰腺炎而迅速死亡，另10只狗接受快速超低温冷冻，仅1只因并发胰腺炎死亡。急剧降温使胰腺内组织快速破坏，局部形成凝固性坏死，阻止了消化酶释放，从而避免胰腺炎发生。我们冷冻胰腺肿瘤采用氩氦冷冻系统，冷冻探针顶端的温度在几十秒内降至零下160摄氏度，因此不易引起胰腺炎。
对于第三个问题，我们告知了我们的做法：①将冷冻范围扩大到肿瘤外至少1厘米，保证“1-cm安全边缘”；②联合其他治疗，包括125碘粒子植入、免疫药物注射。
Masse教授十分热情，带领我们参观了面积足有3 000平方米的放射科，反复对我们说，他和同事希望访问我院。他说，你们能让胰腺癌病人生存下来，说明肿瘤综合治疗是值得应用的。Masse的一席话，显示了丹麦医生的率直和诚恳。
结束了在丹麦大学医院的学术交流，告别Masse教授，准备回酒店休息时，在医院大门口，郭林已等在那里。我走们进一西餐馆。坐定后，我们谈起了她的疾病。她眼睛红了，我们一阵沉默。空气变得凝滞了。但仅仅一分钟，沉静的郭林深情地开口：“中国确实变了，变得那么伟大。中国救了我，你们医院救了我，给了我新的生命。我要向你们CCTV呼吁，让我上台讲我的经历，讲中国的伟大。中国举办了震撼世界的奥运会。对我个人来说，我在中国也开了一场生命奥运会。我爱中国。”
我们交谈起她的家常。郭林一生总是在从事对困难人群的教育工作。十多年前，她在弱智成人学校当教师，同时兼做物理治疗师，为残疾学生进行康复治疗。一做就是十几年，她做得很有成就感，自己也充满乐趣。周边国家纷纷请她去训练教师。近年来，她改做成人职业教育，但她仍然认为以前为弱智人的服务最有意义。她说：让他人得到益处是幸福。
她说CCTV世界有名。她想让全世界所有胰腺癌病人知道：中国有治疗这种绝症的方法。通常，病人是不想公开自己病情的，何况得了被认为只有几个月生存期的胰腺癌。郭林的想法和期望是需要勇气的，没有对困难人群的爱，她绝不会有这样的勇气。
丹麦第二场“考试”
10月16日早起后，我们匆匆吃了早餐，就赶往离我们住的酒店只有十分钟车程的丹麦癌症协会。在一栋古老楼房的大门口，郭林和一位中等身材的女士已在等候我们。这位女士叫阿芬（Rith Aarfen），几个月前，就是她和另一位医生到我院访问。见面问候后，阿芬领我们进入会客厅，里面等候的专家一个个站起来和我们热烈握手。我们看到程序表，在这里有25分钟的停留。桌上有咖啡、茶、蛋糕等，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享用，主人就开始介绍了。丹麦癌症协会是丹麦唯一的癌症社团组织，工作人员600多人，下设包括分子生物学和流行病学的多个研究所或研究室，与全国各个医院的肿瘤专科由密切联系。他们收集了全国所有癌症病人的资料，追踪每一个病人从生病到死亡的全过程。看来郭林理所当然的被列为他们的跟踪对象，因为当我们在楼上楼下参观时，许多人见到郭林纷纷与她打招呼。
我们接下来参观分子生物学研究所。专家向我们介绍了他们怎样通过检测多个基因，制定癌症的治疗方案和判断预后。
西方人办事一丝不苟，我们的参观程序和他们的介绍细致到分钟，但在程序中有大约五分钟的空白。主人领我们到接待室，意外事发生了：啊！这不是曾在我院治疗的病人吗？留着大胡子的高个儿男子，一付电视里常看到的北欧人彪悍形象，他身边站着的女士面色红润，满头白发下一对大眼睛，清晰明亮。我一下子想起半年前在我院三病区住院的胰腺癌患者。她叫比瑞特（Berit Urvang），患胰腺癌，记得肿瘤很大，有7.5厘米。不知是偶然相遇还是主人有意安排，想考考我们在治疗胰腺癌方面的成绩，我们不得而知。郭林和主人不约而同相视几秒钟，随之都会意笑了。我们还来不及询问病人情况，主人就严格按照程序，将我们领到癌症流行病学研究室。刚坐定，屏幕上就显示出近十年来各种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其中胰腺癌每年平均有新病人746例，死亡777例，换句话说，几乎全部死亡。主人介绍说：“这是一可怕的疾病，我们几乎束手无策。”我们赶快看陪同我们的郭林的表情。还好，她没有特殊反应，也许她已早有思想准备了。
我们记挂刚见面的病人比瑞特。当主人邀请我们走进餐厅时，比瑞特夫妇已坐在餐桌旁等我们了。我回忆起她的治疗经过。今年初，比瑞特在北京某医院住院。该院打电话找我，说他们医院有一丹麦病人，患胰腺癌，请我院牛立志博士去会诊。牛博士在一星期天赶到北京，为比瑞特的胰腺癌作了冷冻治疗。回来后他告诉我们，说病人的肿瘤很大，冷冻时花了很大气力。二个月后，比瑞特来到广州我院复查，发现肿瘤消失掉90%以上，在我院又为她作了第二次冷冻，在冷冻区边缘植入放射性碘粒子，同时又作了复合免疫治疗。半年多了，按一般规律，这样的胰腺癌往往已扩展至不可收拾了。但出乎意料，她现在从外表几乎看不出她是病人。我们问她：“你能吃吗？”她说：“胃口特别好。也许吃的比你们多。”“体重有没有减轻？”她丈夫说：“生病后在北京时，体重减了十公斤，从广州你院回来后，长了六公斤。”病人接着说：“我现在怕体重增加，因为肥胖促进胰腺癌的发生。当然，我也怕体重减少，因为胰腺癌的首发症状就是消瘦。”她的回答很专业化。啊，我忘记了，她本人原来是护士。我们问她有未复查？他们告诉我：已查了PET-CT，等明天医院出报告。在一旁的癌症协会主人马上说：“对不起，我们临时为你们增加一安排。明天请你们去访问Aarhus大学癌症医院，比瑞特就是在那里看病和复查的，那家医院的研究所主任Jens Overgaard教授非常想见你们。不过，”主任狡黠一笑，“你们要当心，他可是丹麦最出名的喜欢挑剔的人。”是巧合吗？正是在那家医院比瑞特被诊断出胰腺癌，明天也将在那医院看复查结果。癌症协会主人告诉我们，去参观的所有费用均由他们负责，并委派郭林陪同我们。看来，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都面临来丹麦后的第二场“考试”。
我们到达丹麦后的第四天，郭林陪我们乘火车去Aarhus，访问那里的癌症医院。
我们不太顾忌Jens教授“苛刻”的提问，主要担心比瑞特的PET-CT检查结果。我们翻看昨天癌症协会给我们的Jens Overgaard教授论文一览表共12页，上面是发表在世界著名期刊的论文题目，共有200余篇。真是一位大牌专家。郭林也许看出我们的心思，指着这张纸笑着说：“我们丹麦医生很会为病人算命。就是他这家医院的医生对比瑞特说，她只能活两个月。”
Aarhus大学癌症医院有50多年历史，是丹麦最大的癌症临床中心。Jens教授和他的助手，在医院实验中心迎接我们。刚坐下，Jens教授的助手首先发问：“丹麦的报纸和电视几次报道，说你们治愈了晚期癌症患者，你们是怎样治疗的？”发问明显地带有攻击性。我们说：“报道不对。我们从没有说治愈，对于丹麦的这些在我院治疗的病人，迄今只能说改善，提高了生活质量，使生存获益。” Jens教授笑了：“对。我了解了在你院治疗的病人，比如一位晚期胰腺癌女士，是我们这个城市的人，迄今很好。这已经是让我们惊奇的了。”他指的就是比瑞特。教授看来是一非常细腻的人，他对我们一定预先做过调查。
饭后，Jens教授和他的助手陪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几乎全部科室。最后进入他的实验室。刚喝完一杯咖啡，交流就开始了。我们在电脑上介绍了我院冷冻治疗3580例癌肿的经验。Jens教授和他的助手不断发问，特别对胰腺癌、肝癌和肺癌治疗前后的CT图片，往往让我停下由他们一点点研究，当我显示肝癌和肺癌患者生存期时，Jens教授马上问用什么方法计算的，统计学检测用什么软件？
接下来，我们更多的是讨论。从他们的论文我们知道，他们在研究癌症的危险因素、预后指标和改善生存率的措施。他们没有从事冷冻治疗，但他们在作热疗研究。Jens教授建议我们双方合作，他说：“你们提供的这些病例有说服力。晚期癌症尤其是胰腺癌的治疗是世界性难题。应用新技术很有前途。但传统的观点不是容易被说服的。建议将你们的实践和我们的研究结合，用循证医学总结你们治疗成果。”教授的建议很快将我们的交流提高到新水平。这时，我才理解丹麦癌症协会安排我们来此访问，并非要“考”我们，而是看重我们，希望共同出成果。当然，病人的“考试”还是不能回避的。
讨论结束后，“考试”就开始了。我们在教授和他助手陪同下，刚走到医院大堂，就看见比瑞特和她丈夫等在那里。我们从病人手中取来PET-CT的拷贝CD，装进电脑阅读起来。谢天谢地，没有看见癌肿复发。病人和她丈夫拉着我们马上照相。一个被认为只有二三个月生命的人，竟然活了一年，而且还在继续“无病”生存下去，其心情，其感受，是正常人无法体会的。我看教授和他的助手也在笑。医者父母心，这句中国的成语，看来对全世界的医生都是适用的。教授说：“我们将会访问你院，也希望不久的将来在这里再次接待你们，那时希望你们有充裕时间欣赏我们这座城市的美韵。”
我们一直为丹麦“受考”感到欣慰，也一直关注“考试”的长期结果。2010年6月4日，我接到郭林女士来的Email，告诉我她目前很好，准备到我院再接受DC疫苗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