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克成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举国欢腾，领导祝贺，民众荣光。在这位老科学家已无任何产权的宁波老宅前，人们抢着照相，只是因为她曾经在那里度过幼年。
但我在欣喜之中，似乎有些苦涩。
有人说屠呦呦“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提出~乙醚萃取~吗”？而这，“不就是从古书中得到点灵感吗？”
也许确实“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她还不是院士，诺贝尔奖官方例举的获奖论文，仅为1981年《药学学报》第16卷第5期上短短4页的那篇青蒿化学成分研究论文，文中引用的4篇当时已经发表的论文，发表的杂志综合影响因子无一超过2.0，当然也不是当今时髦的SCI论文。
但诺贝尔奖委员会认为“了不起”，因为“屠呦呦在查询历史的文献基础上，筛选治疗疟疾的新方法，发明了从植物青蒿中纯化有效成份青蒿素的办法，有效地抑制了疟疾转播” 。由寄生虫引起的疾病“成为改善世界众多贫穷人群的福祉与健康的主要障碍”，屠呦呦是在“研发治疗这类疾病的手段上有革命性突破的科学家”。
在不同人眼中，看来对“了不起”有不同的定义。在诺贝尔奖的评委眼中，生理或医学奖要授予的“了不起”科学家，一定是为人的“福祉与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
屠呦呦的“了不起”可能“运气”好，因为“灵感”偏偏给了她，但更可能在于她研究的成果，挽救了数百万患者的生命。对于医生或为医生提供“武器”的药物学者，“了不起”就在于“救命”。
在医学界，最能获得“了不起”点赞的，可能就在于救了人的命，给了人健康，这也是任何一位有成就的医者最开心的。我猜想，屠呦呦一定是这样的人。因为，我了解另一位做出相似贡献的“大家”，他就是曾经获得不少“小诺贝尔奖”的王振义教授。
王振义，中国工程院院士，不知从哪儿来了“灵感”，用一种极便宜的全反式维甲酸，竟然在世界上第一次，将凶险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早幼粒）的癌细胞“改邪归正”，并终于在40年后，他的这一后来被称为“诱导分化”疗法的发明，在自己的国家，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对于一位获奖时已经85岁的老人来说，他一定很高兴。但奇怪的是，我们每次见面闲谈中，他最欣慰的不是他的“奖”，而是1986年用这种方法治疗取得痊愈，如今担任了药物研发员的首例早幼粒患者，使早幼粒患者的“5年无病生存率”跃升至95%以上......
王振义院士说，作为医生，要研究，要出论文，但最重要的是让病人“活下来”，给生命增添色彩。2008年，阔别20年后一次相遇中，他希望我去拜访上海一位退休医生，就是他的一位学生孔医生，说她有一种“疫苗”，可治癌症。他说：“癌症治疗必须创新，要简单，有效果，少痛苦，少花钱，特别对穷人……”。
孔医生已年近80，仍对她付出数年心血的“疫苗”兴奋不已。她很谦虚，说“疫苗”的思路来自王院士，也许是来自王院士的“灵感”吧。简单交流后，孔医生拿出台湾作家吴林林的著作《0.00001的机会》，术中记载她的儿子小明，患晚期肝癌，在台湾XX医院，被认为只能生存2个月，来大陆接受这种“疫苗”，“快乐”地活了2年。
我看了孔医生记录的自身注射试验的结果，我也兴奋不已，伸出手臂，让她为我皮下注射了“疫苗”2毫升。当时是我接受肝癌手术后尚不到2年。给我注射“疫苗”，既是治疗，也是我想当“小白鼠”。
如同王院士希冀的，“疫苗”简单，系由几种市售的疫苗配置而成，配置也不复杂，当然，哪几种原料，如何配制，内有不少窍门。
“疫苗”有无“道理”，病人生存是“硬道理”。我陪着孔医生，在上海，一家家拜访她在10年前用她的“疫苗”治疗的病人。他们全部是被现代治疗技术“遗弃”的癌症患者。
结果十分令人震惊：38例患者中，只有5例死于癌症本身，其余均生存5年以上。为了查证一位黑色素瘤患者的治疗效果，我们设法找到他在1991年在上海第X人民医院的入院病史和手术记录，以及2003 年在该院再次住院的病史。他的后鼻腔长了 7厘米瘤子，接受了手术，但残留30%。术后，他仅仅接受了这种“疫苗”注射，无病生存了12年。
我成为幸运者，接受了“疫苗”注射一年余。虽然不知我现在的健康是否是“疫苗”的功劳，但与我同期患病、病情相似者中，尚未见到活过5年。
在我之后，有不少患者默默的、隐秘的，当然是志愿的，甚至是渴求地，也是无需任何偿付的，接受了“疫苗”注射……
2015年春节，上海闹中取静的一个小区一栋大楼18层一套公寓房内，我带着儿孙正与王振义老师一起享受新春之喜。突然，老师不讲话了，面色凝滞，我们开始了一段凝重的对话——
王：“过年了，90 多（岁）了。我不甘心！”
徐：“王老师，为什么不甘心？你是全国人民都尊重的科学家呀！”
王：“我是指那~疫苗~。那么便宜的，肯定有效的东西，为什么不能用于为老百姓治病呢？”
徐：“放心。真金总有人去发掘的。”
王：“难呀！”
无语……
我想起一个多世纪前美国的一位骨科医生，William Coley，他从一位肉瘤病人并发感染后癌症消失获得“灵感”，发明了一种由细菌构成的疫苗。在接下40年内，用这种疫苗治疗数百例肉瘤和其他癌症患者，其中1/4 “治愈”（curing）。1999年，在Coley 去世半个多世纪后，有人回顾性对接受这种疫苗的128例和用现代方法治疗的匹配的1675例做了比较，发现中位生存期分别为8.9年和7.0 年。生存10年以上者在疫苗治疗的肉瘤患者达半数，而用现代方法治疗的类似病例仅有38%。2013年，《Nature》发表西雅图的 Sarah DeWeerdt的文章，呼吁科学家们不能再“忽视事实”，“应复制他（Coley）的成就”。
难，看来不仅在中国！科学的积累不是以“年”计量的，可能要以“世纪”。
突然，王院士拉住我的手，紧紧的，又用手纸擦了擦眼角，说：“我已决定，在我身上作试验！”
这位在世界血液肿瘤领域做出非凡贡献的科学家，显然将这个“疫苗”当成又一个“维甲酸”。
写到这里，想起2天前中科院李尹雄给我寄来的为屠呦呦获奖写的“五言四句”：
一梦越千年，小苗已参天，
寸心破万卷，躬身再耕田。
这位“60后”科学家说：高粱红满天的日子，正在不远处期许我们的努力！他的话， 似乎将我欣喜中的苦涩消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