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进美国
近两年内，我已两次来美国。去年6月，去费城参加世界肿瘤介入治疗会议；今年初，去休斯敦的MD安特森肿瘤中心访问。两次都从三藩市进入美国。
每年，广东省侨办都要组织医学代表团到世界各地，为侨胞和华人送去医学关怀。今年是到美国和加拿大，这也是侨办组织的医学团第一次到该两国。我们团一共7人，由侨办侯副处长带队，团员中除外我，都是省中医院的医生，专业涵盖内科、骨科和针灸。第一站是三藩市。由于我院的住院患者中80%都来自海外，其中华人华侨占多数，在海外侨界有很大影响，因此今年派出的代表团中，特地加上了我院。拟去的城市有三藩市、纽约、华盛顿DC，以及加拿大的多伦多和温哥华，预计行程半个月。虽然我有过度劳顿之虑，但因是第一次参加政府组织的官方代表团，我还是勉为其难。
8月15日，我从香港机场乘国泰航空，下午2点起飞，同日上午11点半到达三藩市国际机场。我乘的是公务舱，下机快，取行李也优先。这天入境处人不多，很快就到通过了，到了机场海关检查站。我到三藩市已有多次了，都走绿色通道，今天怪了，海关人硬把我拉到红色通通，把我手提包和箱子都打开，我带的几千美金也看了，看到我箱里带的大堆书和光碟，眼睛似乎发光，问我什么？我显示我写的《我对癌症患者讲实话》，封面上有我照片，他马上说“对不起，你是一个名人”，我笑了笑，对他挤了一下眼，说：“这是我的第一次。”他也笑了，说了声“祝你好运”。
我不想找人麻烦，没有让朋友接，直接乘上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一位华人。真巧，他是广州人，老家住在新港西路，离我们原来的复大肿瘤医院不远。20年移民到这里，开出租车，每年能赚4-5万美金，扣掉25%的税，可以尽得3-4万元。由于美元贬值，这点钱原来回中国时可派大用场，加上中国物价也贵，他说他的实际收入已大大降低了。他将在3个月后回广州定居，说：“美国不行了，10个人中就有一个失业，另外9个还不一定打全工。”他指着一些在街上游荡的男女，多数是黑人，说：“那些就是无业者，惹事的就是这些人。”他要我小心，晚上十点后不要上街。
没有塞车，半小时就到达市区的康年酒家。下午将在这里举办讲座和咨询。到达时，除了侯处长和先期到达的侨办林处长外，我们团的另外一些人尚未到达。他们是从广州乘美国UA航班，中途在日本转机， 误机了。
首场讲座
这次在三藩市的活动由美国华商总会主持。会场设在康年酒家2楼。我到达时，会场已布置好，主席台上已放了十个名牌，我排在右首。电脑、屏幕都已安排妥当。下午2时许，出席者陆续来到，半小时后，已有近200人坐在会场。华商总会会长王先生发表欢迎辞，他说：“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医。中医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他对广东省侨办带团来三藩市进行医学访问，为华人送来医学关怀，表示衷心感谢。
这次访问以中医为主，首先由省中医院的几位医师讲课，他们分别讲了“秋天养肺”、“骨伤治疗”和“心脏病防治”等。他们是刚从机场赶来，有的穿着T恤就上台了。这真勉为其难他们了。我对讲台上讲者穿轻松装上场，向来有不舒服感觉。美国人崇尚自由，爱穿什么就是什么，但在正式场合他们的穿着比正式还要正式，都是西装笔挺，浆烫得给人一种严肃威武感。医生尤其如此，这可能与医生要时时营造一种给病人的信任感有关。我对我院医生上班要穿正装一直坚持不放松，正是基于此点。
我讲的题目是“不能手术切除的癌症怎么治疗？3C模式”。时间只有20分钟，我讲的很快。当讲到印尼卫生部长患晚期肺癌在我院治疗后，肺部癌病变基本消失，讲到“铭仔”的恶性畸胎瘤已经治愈，正在上学时，全场几次热烈掌声。由于听众大多是祖籍广东的华人，我很担心我讲的带有江苏口音的普通话，他们不一定全部理解，他们的掌声说明他们已经接受了我的讲话，这对我是一很大安慰。讲完后，听众一下子围到我身边，争着索取我的名片。我带来的几十本宣传册和书，也被一抢而空。场面虽然乱了一点，但我还是很欣慰的。
接下来是咨询。现场真正患癌症的病人不多。一个是患结肠癌，2年前已手术切除。近期血液CEA 从手术后的“5”逐步上升到“7”和“8”。我问他手术的情况以及病理诊断，他说是“未分化腺癌”，侵犯到肠壁的那一层，不清楚。我建议他要高度警惕癌症复发，术后2年是高危期，最常复发的场所是肝转移。我要他每隔3个月查一次超声，测一次CEA，近期马上要去检查。他的神情紧张起来，说美国的医生很难看到，要提前预约2-3个月。问我复发了怎么办？我告诉他，如肝转移发生，可以治疗。结肠癌转移到肝，如仅在肝脏，是可以治愈的，效果比治疗原发性肝癌还要好。他的紧张似乎有所缓解，拉着我的手，连连说希望我帮助他，如复发，就到广州来找我。我当然答应他。说实话，这也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另一个病人的病情不容乐观。他67岁，患胆管癌，2个月前接受手术。据说手术的断段有癌细胞残存。他说美国医生要他接受放化疗，征求我的意见。我难以作肯定答复，只说胆管癌预后差，对化疗和放疗的敏感性不高，多数文献报道化疗不能延长患者生存期。美国人文化层次较高，对我说的学术性话能理解。他说他不接受化疗，要寻求其他方法。我建议一是检查残存胆管有无癌复发，如有，可作光动力治疗；二是如果在肝实质内有肿瘤发生，可作经皮冷冻消融；三是可作免疫治疗，减缓癌症进展或消除残存癌细胞。他很高兴，表示要尽快准备钱，回中国治疗。他说现在美国人口袋里现金少，如要花上万元，得准备一番。
愉快的晚餐
当晚七点，华商总会举行欢迎晚宴。席设6围台。没有标明名字的固定座位，这让我很高兴。对于国内在宴席上严格的按职务排位置很不感冒，心中常有厌恶，虽然我请客时也常常要遵守这一套。我走进宴会厅时，不在正中的一桌上几位面目慈善的与我年龄相仿的人，连连招手要我过去。我坐到他们特意让出的一位置上。右首的先生姓鄺，叫鄺锦洪，旁边是他的妻子，两人热情与我握手。当他说他是“龙”人时，我说我也是“龙”，大家大笑起来，说“真有缘”。他说他的生日是1940年8月，我说我也是8月，不过他讲的是阴历，我讲的是阳历，所以我是“大龙”。他只稍微介绍自己的职业，是开饭店的，现已卖掉。看来他最欣慰的是他的儿子。他有三个子女，儿子是医生，耶鲁大学毕业，现是肿瘤科医生，在San Jose 的Kaiser Permanente 医院工作。他给我一张他的儿子名片，希望我们建立联系，相互交流。同龄，他的儿子与我同行，无巧不巧我坐到他旁边，看来上天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为我们进行无法预测的安排。当晚临别时，鄺先生说他还要来看我。果然，第二天上午，我们在与三藩市的中医界开座谈会时，他送来一张报纸复印件，上有江门市孙文大学成立的消息，文中写道：“1981年，中山纪念中学校友、旅美华侨鄺锦洪先生首先倡议，在中山创办一所地方性的基础大学，…..，受到中央、省教育部门和中山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和赞赏…..”.。
这一席的人都很热情。大家争先恐后介绍自己。我的对面是一位女士，可能有50岁。她递我一张上有她的照片的纸片，名字是彭德慧，低下是“竞选市长”。我不自觉的读出来，旁边人说，今年华人参选市长的很多，彭女士是其中之一。在我想像中，竞选市长的人一定有身价，很忙，不会随意出席一般的宴会。也许看出我的疑惑，大家说，在美国，花500美元就可以登记竞选。中国强大了，华人参政意识增强。参加竞选的人要格外接近选民，因为要多获得选票。我仔细看看这位竞选市长的女士，标准的华人面孔，没有太多装饰，淡妆，普通话讲得很好。她说她是一个大学的英文教师，“美化华埠小组”主席，出生在夏威夷，是美国第三代华人。她拿出一张用于竞选张贴的大幅照片。我走上前去，和她合影。她希望今年十一月份看选举结果。大家开玩笑说，如果她选上，就有保镖，见面不太容易了。她笑着说，当选了，更要接近我们华人。看来她讲的话是真的，“市长”并不像我们想像那样特殊。在饭后集体照相时，彭女士自己静静地站在后排，也未见有人为她特别安排。临走时，她找到我，说她将到广州，到时希望参观我院。
在我左手的是伍柱伟先生，华商总会董事。他是一位中国文化酷爱者。他的名片背面印着“收集中国邮票、字画及陶瓷”。饭前，他就来到我身边自我介绍。他收集了中国从古到今几乎全部邮票，有的一张就价值上百万。我问他是美元还是人民币，他笑着说“当然是美元”。他身穿一件普通得不能在普通的茄克衫，头发有些蓬乱，只要讲起邮票陶瓷，就滔滔不绝。人不可貌相，看来富翁也是普通人。
看来我这席上的人都是精英。在我右斜对面的先生老是为我夹菜。他是一位画家，姓雷，专画漫画。他问我人生应该怎样过？我说“向死而生，活在当下”。他说很有哲理，马上拿笔写下来，说：“我们都是面向死亡的人，要做的一是自我享受，快快乐乐，我画画，就是快乐；二是多为社会做贡献。”他要看我下午讲课时显示的几位患者照片，特别要看彭细妹的，要我介绍她的病情。我简单介绍了彭细妹如何被我意外发现，如何来到我院治疗。我把电脑打开，让大家看了彭细妹治疗前后的照片，惊奇，赞叹，大家纷纷说“不可思议”，有的说：“中国变了，这么重的病人，你们将她治疗好了，我们中国人真伟大！”大家要我把彭细妹的照片用email发给他们。第二天上午，雷先生专门来找我，送上“雷祖舜漫画集：笑一笑”，叮嘱我，不要忘记给他送彭细妹的照片，他要为她画漫画。
照相安排
第一天的晚餐持续到晚上9点半。满以为要去酒店了，但主人还要安排照相。据说这是主人和客人都非常重视的节目。我们是政府派来的，所有的活动都代表了中国对侨胞的关怀；华商总会也要留下纪念，体现华人华侨的爱国情怀。
在下午作讲座的大堂主席台前，一排凳子已排开。在中国如何排座次向来是主人精心策划的事。我虽然近些年来，在国内外开会集体照相时，都被安排在“前排就座”，但今天我有意后退，因为我们代表团以中医为主。省中医院派了一名副院长和4名博士。省中医院是一个集团，总计床位3500张，这在以规模论英雄的中国，这样超大型的医院出来的领导，不管是“正”的还是“副”的，还有医生，都是应该自豪的。当然，中国超大型医院的发展是否值得世界赞赏，那是另一回事。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也热衷办大型医院，但后来发现不是想象的那么一回事，实践证明，最佳的医院规模是床位500-600张。我今年年初访问的MD 安特森肿瘤中心建筑面积上百万平方米，人数一万九千人，年收入29亿美元，但床位仅470张。这可是美国连续几年排名第一的肿瘤医院！看来是观念的差异所致。美国的医院重视服务，特别是细节服务，重视患者在院外康复，特别是家庭内康复，重视研究如何提高每一个诊疗技术的质量和水平。我非常欣赏这种观点，因此我们的医院床位只有几百张，以后也不会增加太多。第二天我们去中国驻三藩市总领事馆访问，遇见一位专管科技的参赞，他和我没有交谈几句，就谈到医院规模不宜太大的问题。他说他看到中国卫生部的文件，有“严格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这句话，“但为什么到国外访问的医院领导总是对他们的规模津津乐道呢？”这位参赞不无忧虑的说。
当然，我们无法一下子改变人们的观念和习惯。吃饭时最尊贵的客人要坐在主人的左手，走路时最大的领导应在最前面，如果为了安全，保卫人员可以走在前面，但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照像是要留下永久纪念的，可作为名扬千年的“证据”，自然在排名上不能马虎。
这次照相是在美国，我倒想看看已成为美国公民的主人如何安排。可能不止我一个人对这问题感兴趣。我联想起国内媒体对新任驻华大使駱家辉的评论，其中最热炒的是他和他的妻子小孩走出机场一幕。几天来，我眼前也一直闪着駱大使身穿轻便装，背揹旅行囊，腰间挂着钥匙和手机袋的潇洒形象，盼望我们的大官有朝一日如也能展示这样的形象，那作为普通老百姓的我们该多欣慰呀。
我认为中国肯定有，至少将来肯定会有駱大使这样的风度的高官。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共产党员的宗旨是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终身。离开人民，心中没有人民，哪能称为共产党。现在党中央号召我们创建和谐社会，就是为了实现“一切为人民”的执政理念。
“徐院长，来这边。”一声喊声打破了我的联想。原来是华商总会主席在叫我。我发现前排位置有限，忙往后排钻。主席一把拉住我，按我坐在中间偏右的第三个位置上。我见前排已坐满，执意要让给主席，他却命令似说“听我的”，说着就站到最左边第二排的最边上。照相了，十几个照相机，连拍了十几张照片。我不时掉头看后排的华商总会的各位副会长、顾问，又寻找那位“竞选市长”女士，她站在最后一排的边上。
照相结束了，我老是觉得“过意不去”。“竞选市长”女士走到我面前，说：“院长，下午我听过你的讲课。到广州时，一定去看你。”
美国的服务
出外旅行，最重要的是住和行。在这两方面获得的服务常常是评价服务者的首要依据。
在美国住酒店乃是最近几年的事。上世纪80年代到美国做访问教授，住在学生家。学生特地让出一间房让我住，已“非常奢侈”了，至于“四星”“五星”酒店，所好美国允许参观，我也就偶尔溜进去，以保眼福。
这次在三藩市和加拿大的多伦多，我们均住假日酒店。全世界的“假日酒店”（Holiday Inn）都是一个规格，四星级，但美国的远不如中国的豪华，房间里没有牙具，只有小小的洗头液、润肤露和润发露各一瓶。电视只有十几个免费台，其他的台和“成人”电影都是收费的。我住的房间是一张大床，没有沙发，三藩市的每晚160美元，折合人民币一千几百元，加拿大的每晚113加元，便宜些，远比中国的贵。在华盛顿住的是皇冠酒店，每晚91美元，和中国同级别的酒店差不多。上述价格均是当地华人领袖“有关系”才获得的，如果我们自己去订，肯定要增加30%。我们在纽约住的是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招待所，房间很大，设备基本齐全，每晚也要100美元。我住的房间面对大海，供观光用的航空母舰就在100米外的海里，给我不少眼福。
美国酒店的服务是无可挑剔的，一切都上规矩，但说不上让人舒心。目前看来，老牌国家的酒店就是如此而已。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如印尼、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酒店，从到酒店大门口开始，就能享受到让人舒心的服务：开车门、拿行李、指引路，等等，总让你感到在“享受”。当然在“招待所”例外，那里服务的一位看来是来自中国的青年，他的服务就是匆匆进来，放上两瓶沐浴液，拿走垃圾袋，至于被褥，请客人“自便”。
至于航空服务，办理登机手续，我们遭遇一件蹊跷事。那是在三藩市国际机场，我们一共3人，我带的资料较多，肯定超重，让我们的另两位同行一起办理手续，这样行李重量可以“分担”。办理手续的老大姐是个黑人，说第一件行李25美元，第二件35美元，我们4件行李，要缴110美元。我们只能就范。谁知，在另外的窗口办理手续的我们另外4个同行每人一件行李，同样托运，一分钱未收。到现在我都搞不清其中奥秘。我将此事讲给我的已在美国待了近40年的学生听说，他说，对美国人，有时真是“有理讲不清”。
美国国内航班服务的均是“空中大姐”“空中奶奶”“空中大爷”，很少有我们国内航班上一个比一个靓丽的小姐和靓仔。飞机上只供应水，食物是要花钱购买的。在行李提取处，推车必须花钱，将5美元塞进收钱孔隙内，推车就可取出。在多伦多机场，看见在西方国家很少见到的行李工，他们穿着制服，手拿推车，上面标着“3件行李10加元，多一件外加2加元”。我在从行李转盘上取行李时，一位高高个子的白人行李工，抢着帮我拿下行李。但我们共7人，大家团结协作，最后没有让那位行李工送行李。我看看他眼中流露出失望，心里倒有些歉意。
美加的中医
我们代表团成员主要是中医，在美加我们主要与中医交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医。武术、中医和美食，号称中国文化三大瑰宝。在美加到底有多少中医？谁也讲不清。据说在三藩市有三千，纽约更多，在加拿大的温哥华，至少1500人。
美加的中医师，大致由以下二部分组成：一是来自台湾，他们多数年龄很大，台湾没有中医院校，不知他们在哪里受的教育，可能多数是“自学成才”；二是来自中国的移民，特别在改革开放以后，移民更多，其中有的是真正的中医，有的是西医，不知从哪里搞到中国中医院校“毕业证”，到这里后“皈依”中医；还有一些说不清来历的“中医”，来此后开参茸海鲜店，里面“坐堂行医”。
我们代表团的到来，当地中医界很重视。每到一处，我们均开座谈会，发现这里的中医有以下特点：
第一，“山头”多，各自为政。有很多学会、协会，反正只要向当地工商部门申请注册，就可成立，而且牌子很大，常常冠上“中华”“全美”“北美”“美加”，乃至“世界”“国际”。所以不能仅靠名片看身份。
第二，严格说来，中医在美加均是“非法”执业。在美国，针灸已立法，从事针灸的医生只能叫针灸医生，不能叫中医，在加拿大，针灸中医均未立法。中药在美加是作为食品应用的。但几乎所有的中医，在美加照常开中药，当局是眼看眼闭，只要没有人告，就没有事。如果有人恶作剧，告你，就麻烦了。在三藩市，就有人搞一名中医应用“六神丸”，说药里面有蟾蜍，在美国蟾蜍被认为是毒品，应用是非法的。
第三，中医几乎全部为了生计，只顾眼前赚钱，很少有长远发展的规划。针灸一次收费50-80美元，中药一副10-15美元。如果一天有10个病人，就可能收入五六百元，相当于人民币三四千元，收入不算低。取决于医生的名气，在纽约，有位姓林的针灸医生，他的病人很多，到他那里看病要预约。但多数中医每天只有5-8个病人。为了挣钱，必须有绝招，更要有治疗得很好的病人，所以他们的工作都是非常敬业，服务态度更是好上加好。资格老的，有人脉关系的，名气大的，自然收入多。有一刚从广州来此不久的，由于朋友帮着张罗，每天也能有十来个病人，一年后，买一套独立屋（House）不会有问题。
第四，几乎全部是个人开业，夫妻或父子，既是老板，又是医生、收银员、接待员、配药员。由于中医不能进行任何形式的注射，因此无护士。极少的诊所有外来的医生“打工”。多伦多一家“中华国医馆”，面积100平方米左右，内设6个诊室，里面有写字台和诊床，后者用于针灸和按摩。据说有4个医生，每人每周来此工作2-3天，诊疗费与老板对半分成。
第五，中医老龄化。我们离开三藩市前，美国中医协会（三藩市）主席请我们吃饭。席设市中心一家西餐厅。共有八位中医出席，最大年龄者83岁，其他全部大于69岁。
成功的田教授
前已述及，美加的中医经营情况好坏差异很大。华盛顿的田小明教授可能是最杰出的。
8月21日，我们从纽约乘旅行车，五个小时后到达美国首都华盛顿。住入一家皇冠酒店。在那里等待我们的除当地华人社团领袖外，还有中国驻美大使馆一等秘书小 和三等秘书小 。
说是到华盛顿，实际是到了马里兰州。美国首都叫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通常叫DC，该区主要是美国政府如白宫、议会，以及政府各部门所在地。有些政府部门还在DC之外，如五角大楼即美国国防部就在乔治亚市。大华盛顿包括DC周围的地区，共200万人口。我们在酒店内放下行李后，就立即乘车到了田教授家，那是临近DC的马里兰州内一个高档小区内。在一栋被树林围绕的独立屋前，我们被田教授等一行迎进灯火辉煌的屋内，早已在此等候的华盛顿地区的中医师们十几人，热烈地与我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我们宽衣后，来到厨房间，那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冷食，有牛肉、鱼、鸡、色拉、不同颜色的蔬菜。我们和主人一起，操起盘子，自取各种食物，无拘无束的吃起来。从中午在纽约和华人朋友一起“饮茶”，到现在，已8个小时未吃东西了，此时吃起家庭式的自助餐，格外可口。
在田教授家的宽大客厅里，我们一一介绍了预先准备的课题。我的题目是：“3C模式：治疗进展性癌症”。随之进行了讨论。
在三藩市和纽约时，中医师们虽然对中药在美未能获得立法不满，但对美国在上世纪通过针灸立法甚为欣慰，认为美国是中国的针灸唯一在中国以外地区获得法律承认的国家。到了田教授家，我们才知道，针灸在美国立法，最大的功臣就是田小明教授。
来自北京的田教授，早年就读于北京医学院，先学西医，后学中医，对针灸和中药有着深入研究。24年前，他作为公派留学生来到美国，开展动物实验研究针灸对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治疗作用，免费提供针灸治疗。时任白宫妇女儿童保健委员会顾问的派吉-皮格女士，受到坐骨神经痛折磨数年，经田小明治疗10针后，疼痛就改善。用中医治愈参议员丹尼斯-迪康西尼的颈部神经炎，为田小明打开了通向白宫之门。2000年12月7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发布总统令—“基于对田小明品德和能力的特别信赖，我特别任命他为白宫补充与替代医学政策委员会委员。这个委员会由20名专家组成，任务是对世界各地33种传统医药进行评估，提出立法和行政改革方案，将其精华纳入美国主流医疗中。田教授作为唯一华人也是唯一的中医代表，正在为中医在美国立法进行不懈努力。本世纪初，国内个别院士和教授，提出中医不科学，主张废除中医，身在美国的田教授，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列举大量事实，在国内刊物上发表文章，批判这股反中医思潮。
在田教授的家里，处处显示中华民族的气息。家具、壁画和装饰品多数来自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亲笔书写的唐诗墨迹被挂在客厅最显著的位置。
“苹果”神话
我们代表团内，除了我，均第一次到美加，加上他们都年轻，因此希望多看看多参观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在纽约只安排两个晚上，第一天到达时已是凌晨1点。可是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第二天晚上正式活动结束时已是十点，大家还是兴致勃勃要到位于曼哈顿的“苹果”专业店。
纽约的曼哈顿号称不夜城，但到了晚上十点以后，除了时代广场出售衣服和快餐的店外，多数商店亮着灯，门却关着。我们来到苹果店。好家伙！灯火通明，门前灯牌上写着“24小时服务”。再走近，经过大厅，转入地下一层，迎面是一不断闪烁的电子广告牌，上面的英文字意思是“为了减少购买时拥挤，请你或者早来，或者晚来”。大厅里面熙熙攘攘，各种肤色、不同年龄的人，在一个个陈列着苹果电脑、iPad和iPad4的台前，比划着，试验着，穿着苹果标志黄色马甲的服务员则在不断与顾客交流；一排收银台前，是一条条待缴费的队伍。我们代表团的年轻人一进入这一充满特殊气氛的大厅，就消失在人群中。
我因已经基本具备这些苹果产品，无购物冲动，但这种气氛，让我不能平静。我想起苹果创始人乔布斯，这位即将辞去苹果CEO的伟人，三年前患了胰腺癌，他的生命真到了快结束的时候吗？
1976年，21岁之龄的乔布斯创办苹果电脑公司，推出首部苹果电脑；1977年，推出首部主流电脑AppleII；1984年，首度推出Machitosh电脑，开发个人电脑市场；1998年，推出iMac电脑；2007年，推出智能手机iPhone；2010年，推出平板电脑iPad。2004年，乔布斯因胰腺癌接受手术。这几天，美国大小媒体充集关于乔布斯的报道。人们担心，这位被奥巴马总统称为“美国国梦化身”的伟人，可能正经历生死的考验。
胰腺癌患者手术后5年生存率不超过10%。我坐在苹果店的顾客休息椅上，脑中不断闪着这位身穿蓝色牛仔裤和黑色高领衫，眼戴金丝镜的乔布斯的潇洒形象，我在不断考虑，乔布斯除了带给全世界最令人满意和欣然发狂的电子产品外，还给我们带来什么？我环顾四周对苹果产品如醉如痴的男女，猛然想到，他的完美主义，他的远见和创见，是比现实的苹果产品更重要的人类财富。
乔布斯“灵魂”
有魄力，有远见，坚决，完美主义，是许多人形容乔布斯的用语，也是乔布斯的灵魂的真谛。微软创始人皮尔-盖茨曾形容乔布斯是科技界中最有启发性的人。
皮尔盖茨的话再恰当没有了。我们从乔布斯身上已经获到或将会获到非常多非常了不起的启发。
乔布斯形容，创意只是把东西联系起来，有创意的人不是创造那东西，而只是看见某东西，用已有的经验将他们联系起来，合成新东西。这些人有更多经验，或比其他人更多思考经验。他又说，简单比复杂更艰辛，必须使思考变得明确以简化之。
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但严格说，是科学、艺术、技术和市场学的综合。作为从事医学实践的我们来说，所应用的基本上实行“拿来主义”。 更多的我们不是创造某种新方法（诊断和治疗），而是把科学家和工程学家创造的东西，用我们的临床思考和经验，将其联系起来，合成新模式，从而应用于临床，服务于患者。我们的3C模式，也许就是这种“联系”的产物。
中医的“天人合一”
这次赴美加，有幸听同行的中医作的讲座，诸如“秋季养肺”，“胃阴养胃”。我学中医，几十年内，老是用西医的理论去理解中医，无法配合，结果是学了皮毛，很难深入。这次我尽力忘掉西医，去理解他们讲的中医治疗，结果是有了一点体会：“天人合一”。
人是整体，不仅人体内各个脏器，相互协调相互配合，而且人与外界环境，包括气候、土壤、地域、人际、社会交往等有密切关系。我过去在江苏，吃从广州带来的荔枝，香甜可口，到了广东，吃上5个荔枝，就口干鼻燥，需要吃“凉茶”。为什么？广州的地理与江苏的不同。
这次在美加，我被龙虾害苦了。在华盛顿最后一顿饭，是一当地著名华人在他自己的酒家请的，丰盛的海鲜中，橙黄的龙虾让人口水欲滴。因尿酸高，我只吃了一块龙虾。下午飞机上，就感到身上发痒。到了多伦多，热情的主人从机场将我们直接接到餐馆。玻璃水池里硕大的龙虾张牙舞爪，旁边标着价格：500克8加元。真便宜，整整是广州酒家的价格的十分之一。餐桌上，主人往我盘子里一下送来几大块龙虾。我当即悟到身上的痒与龙虾有关，只吃了一小块。当天夜里，全省奇痒，第二天，身上一个个“风疹块”，第三天，全身地图样红色痒疹，第四天，皮疹变本加厉，一阵阵全身发冷，食欲全无。当地华人朋友拿来抗过敏药物，吃了又是昏昏欲睡。飞到温哥华后，再也不敢贪尝任何海鲜。
广州以海鲜闻名于世。为什么在广州吃了那么多海鲜，其中不乏龙虾，从无过敏？这就是天人合一的缘故。中医开方，顾及天地环境，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甲地中医开的方子到乙地不一定适用。这与西医强调治疗“指南”，全世界统一，在观念上有天壤之别。看来中西医结合很重要。
温哥华的美丽和丑陋
加拿大的温哥华以优美的环境和独特的气候世界有名。加拿大地处北纬49度以北。温哥华的纬度与中国哈尔滨相似，但当哈尔滨举行冰灯节时，温哥华却是零上7-8摄氏度，恍如中国江南早春。这是因为温哥华三面环山，冬天一股太平洋暖流灌入，将寒意驱赶殆尽。上世纪80年代开始，香港人移民加拿大，首选温哥华，现在的Richmond（列治文），30万人，已独立成市，与温哥华一桥相连，几乎全是华人，在这里英文倒反而成了“外语”。台湾和我国大陆近几十年移民到这里的也很多。
温哥华的海滨美丽如画。上世纪80年代这里举行过世界博览会，2007年冬季奥运会也在这里举行。海滨那一栋栋建筑都记载着这个城市辉煌的历史。温哥华的唐人街堪称世界上最美丽的海外华人聚居地，高大的廊门，红色的店门，以及各种体裁和风格的华文字，让人感到比中国还中国。与纽约唐人街的“脏乱”相比，温哥华可算是洁净如洗。从唐人街走过几个街面，就是英国人最早来到这里建设的街道。十字路口，一座立于1840年的座钟仍然准确地报时。街道两旁是一排排富有欧洲风格的建筑，店铺内出售各种小商品。旅游车一辆接一辆在狭小的街道上缓缓而行，各种肤色的行人或匆匆而过，或在商店内流连忘返。这就是历史！加拿大的历史就是不到二百年，他们对历史的珍重由此见一斑。
我想起我国的苏州。上世纪60年代我在苏州学习工作过，采芝斋的麻饼、得月楼的松子鱼、各种工艺品，让人陶醉于中国深厚的江南文化。去年，去苏州开会，我特地订了苏州最标志性街道—观前街的酒店。大失所望。这里已不是中国的江南“天堂”，而是充集台湾商铺、世界名牌店的“国外”街市。比比温哥华的这条街道，不知苏州市的市长们作何感想！
华人朋友将我们带到温哥华另一条街道。那完全是另一种景象。萧条、冷清，有种寒瑟瑟的感觉。街道两旁，一伙伙人聚在一起，灰头鼠面，衣着破旧。有的正在向身上注射毒品，有的卷曲在地上瑟瑟抖动。有些女子面色憔悴，在街上漫无目的走动，那是妓女。在温哥华，吸毒无罪，贩毒有罪；嫖娼有罪，卖淫无罪。这是一条“保留街”，专门给吸毒者和妓女居住。在这里，国家专门设置了“吸毒间”。保留这样的街道据说是为了人权。但不管怎样理解，不能不让我们这些“正统”人士感受到温哥华的“丑恶”面。
美加的“缺医少药”
“缺医少药”似乎是发展中国家的特产，在美加这样的发达国家也存在吗？
在温哥华中国总领事馆，一位参赞女士抱怨说，她患了肾结石，痛得不得了，到当地医院，按程序排队，3小时过去了，疼痛自己缓解了，但还没有轮到她看病。
这次我们到美加，每到一城市，常规拜访使领馆，并为使领馆人员义诊。近年来中国政策改变，所有驻外人员均可带家属，除配偶和小孩外，父母岳父岳母均可随同，因此我们在使领馆内，看到一个个小孩在嘻跳，一个个带着中国乡村“土气”的老爹老太在闲着聊天。我们去到使领馆后，馆员家属排着队找我们看病。我是以“肿瘤科”医生的身份出面，找我的人不太多，找来的都是有层次的馆员，他们关心的是癌症如何预防，是否美国的癌症比中国少，为什么美国乳腺癌特别多，吃什么食品能防癌，干细胞在中国发展情况，等等。大多数对中医感兴趣，因为从中医观点看，每个人都有“病“，不是阴虚，就是脾虚，或血脉不和，而每个人都可服”药”，都会有“调理”效果。他们抱怨说，在美加，难得找到好医生。生了病一般用些从中国带来的抗生素退热药，没有办法才到私人诊所那里去，而只要进了这些诊所的门，就是几十几百美金。“这是美加呀！不是人民币。”他们感慨了：“还是中国看病容易。”但这些人在国内时，看来他们也是抱怨中国的医疗“不行”。
俗话说，这山望着那山高。有些人盲目崇外。2007年我到温哥华，遇到一个天津老乡。他见到我像见到救命恩人。他40几岁，发财后就想到国外过好日子，口袋里钱也可“保险”，申请“投资移民”。在办的过程中，患了直肠癌，在天津开刀，肿瘤切除了，但直肠外已有转移。他马上加快办理移民手续，想到加拿大“救命”。全家4口来到温哥华，买了房子，办了保险，但是直肠癌复发了，肛门部疼痛，一天天加剧。他来到温哥华癌症中心。这个中心只有40张床位，自然不会让他住院，只能在门诊化疗。那天，他要我无论如何看在中国人的面上，陪他在门诊化疗，好咨询我一些问题。我去了，他一个人半坐在专用于补液的沙发椅上，身上挂了几条输液管。他的太太在旁边的休息室等候。没有医生，只要护士。一切均按照几天前医生的医嘱进行。在这里，医生“价格”很贵，只要医生来，就要收费。他疼痛，叫来护士，护士说，已为他预约了疼痛科医生，3小时后到达；他说胃口不好，恶心，护士说“会给你预约胃肠科医生”；他说全身无力，可能白细胞减少了，护士态度很好，说已为他预约了血液科医生，三天后可“见面”…..
我茫然：这怎么能看病？我们这位天津老乡能在这里“救命”吗？他要跟我回中国，要到我院来治疗。我看他全身衰弱，化疗已折磨他连吃几口饭都没有胃口。我说“等你恢复了再说吧”。他当时根本无法乘上飞机，除非是“专机”。
一个月后，他的朋友到广州来找我，说他快“离开”了。
其实，看病贵在认真、及时、准确。我的老师，20年前在美国洛杉矶开刀，作心脏架桥手术，手术顺利，3天后就出院回家，十天后拆线。20天后，气急、胸痛，医生给他检查各种心电功能，给他心脏药物。病情无丝毫改善。他和他的太太都是医生，自己用听诊器检查，发现左侧胸部呼吸音消失，到医院要求X线检查，发现左胸腔大量胸水。医生急了，给他胸腔插进一粗管，接上吸引器，呼啦呼啦抽胸水，他“心脏像飞出来”，差点送了命。回到家，与子女商量，打道回国，放弃绿卡，从此未再去美国。
去年，有两个美国女士，姐妹，几乎同时患上乳腺癌，双双来到我院，要求冷冻治疗。前天我看到她们来院复查，带来她们写的有关在我院治疗情况，大大赞美了我院。为什么他们青睐我们？从我在美加所见所闻，我理解了其中道理。作为医生，关键的是你要“病人至上”。